我蹲在大巴厕所隔间里，把那条短信看了三遍。
“铁秤是我们的人。”
发送号码不是陆队长的单线，尾号差了四位。
这意味着什么我太清楚了，缉私队内部不止陆队长一个人知道我的存在，或者说，有另一条指挥线在同时运作，而陆队长本人可能并不知情。
我掏出备用机拨了陆队长的号，响了六声才接。
“陆队，刚才有人给我备用机发了一条短信，说铁秤是你们的人。”
电话那头没声，十几秒，我数着的。
“这条短信不是我发的，也不是我授权发的。”
陆队长的声音变了，前两次通话他再怎么严肃，语调都是稳的，这回不一样，他说话的速度快了，句子之间的间隔短了。
“你的备用机号码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如果这条短信不是从我这里泄出去的，那就是有人在你拿到这个号的环节上动了手脚。”
“瞎哥帮我办的卡。”
“你那个瞎哥靠得住吗？”
“靠得住。”
“现在立刻关机拔卡，换回主机，备用机暂时别用了，等我查清楚这条线再说。”
我把卡抠出来，攥在手心里，薄薄一片塑料，硌的掌心疼。
大巴到客运站的时候快十一点了，巷子黑，浩哥走前面，小东哥殿后，我夹在中间。
谁都没说话，各想各的。
推开安全屋铁门的时候，一楼亮着灯，红姐坐在那张木桌前面，面前摆着一碗粥，碗上盖了个盘子，盘子上凝了一层水珠。
她看见我进来，把盘子揭了，粥里卧了一个咸鸭蛋，蛋黄切开冒着油。
“还热的，刚回过一遍锅。”
我坐下来吃了两口，胃里翻的厉害，筷子搁下了。
红姐看着我，“出事了？”
“没事，车上坐太久了，晕的。”
她没再问，把碗端走了，走到厨房门口的时候脚步慢了一下，但没回头。
浩哥打发小东哥上楼休息，把我拉到院子角落里。
他靠着墙，右手护着受伤的肩膀，左手从兜里摸出一根皱巴巴的烟，叼上。
“今天那个女的你注意到没有？”
“金丝眼镜？”
“她腰上别的不是仿真枪，是六四式，我当兵那几年天天摸这东西，枪套的轮廓我认得出来。”
他打着火，吸了一口。
“能搞到制式手枪的人，要么是军火贩子，要么就是有靠山，水房一个做洗钱的，身边跟着这种角色，你觉得他背后站的是谁？”
我没回答，浩哥也没指望我回答，他把烟抽完了，烟屁股摁在墙根的砖缝里。
“昭阳，你踩的这个盘子，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都大。”
他上楼了，院子里就剩我一个人。
头顶的天还是那么窄，一条缝，什么都看不见。
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件事。
水房让我一个月之内拆掉铁秤的网络。
铁秤是缉私队的人。
我动了铁秤，等于亲手把警方两年的布局砸了个稀烂。
我不动铁秤，一个月期限到了交不出成绩，水房处理我比处理麻皮陈还方便。
怎么走都是死棋。
第二天一早我出门，跟红姐说去买早餐，拐了两条巷子，找到一个公用电话，拨了汕头峰的号。
“峰哥，花都做烟丝渠道的，除了麻皮陈还有哪些人？”
汕头峰在那边想了想，报了三个名字。
第二个就是铁秤。
“铁秤这个人我跟你讲，邪门的很”，汕头峰嗓门压低了，“听说做了三四年，花都缉私查的那么紧，周围的人倒了一批又一批，他跟没事人一样，从来没被动过，你说这正常吗？”
不正常。
连汕头峰这种圈内人都闻到味道了，水房会闻不到？
那他让我去拆铁秤，是真的要清理竞争对手，还是拿我当刀子去试探铁秤的底？
如果是后者，我就是被他推出去探路的，试完了，沉了，没人捞。
电话亭旁边有个卖肠粉的摊子，我买了三份带回去，算是交差。
下午我去了趟伍仙桥。
作坊还在转，五哥和瞎哥守着店面，里面的工人照常干活。
烟叶的味道从卷帘门底下飘出来，又冲又苦。
我没进作坊，绕到对面那栋楼，上了天台。
水房那张照片的拍摄角度我记得清楚，斜四十五度往下。
天台上我转了一圈，在西北角的护栏边找到了位置。
三个烟头，中华，滤嘴上没有唇印，每一根都是用指甲掐灭的。
不是随手丢的那种，掐的很整齐，排在护栏底下的排水沟里。
我蹲下去看地面，水泥上有三个小圆印子，等距排列，压痕很浅但很清晰。
三脚架。
这不是有人路过随手拍的，是架了专业设备，至少蹲了一下午拍出来的。
拍完了还不着急走，抽了三根烟，从容的让人头皮发麻。
晚上回到安全屋，我翻出一张旧报纸铺在桌上，背面朝上，拿圆珠笔在上面画。
水房写在正中间，往外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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