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之后我没等太久，把浩哥和双哥叫起来。
“凌晨有人来过。”
浩哥从地板上翻起来，眼睛还没全睁开，但手已经摸上了枕头底下的东西。
“布鞋，走到我门口停了三秒，然后走了。”
浩哥没说话，光着脚就出了门。
走廊里他蹲下去看了半天，回来的时候脸不太对。
“门口水泥地上有一小块湿泥印，鞋底纹路是老式千层底，尺码不大。”
双哥问多大。
“三十七八的样子，女人，或者半大孩子。”
小东哥被派出去摸情况。
同德围这栋楼住的全是打工的，楼上楼下六七户，白天出去晚上回来，走廊里碰见都不打招呼。
没人见过穿布鞋的陌生人。
倒是一楼收垃圾的阿婆提了一嘴。
凌晨四点多，她起来倒尿盆，看见一个穿深色衣服的年轻人从楼道里出来，走路没声。
“走路一点声音都没有”，阿婆说，往西边菜市场方向走了。
男女没看清，天太黑。
我当天就拍了板，搬走。
浩哥联系了一个做废品回收的朋友，三元里那边有个仓库，夹层能住人，条件差，但位置好，出了门就是大路，跑起来方便。
分两路走。
浩哥带小东哥先去踩点，双哥跟我断后。
临走之前我进厕所，把水箱面板拆了，从墙和水箱的缝隙里抠出饼干盒。
玻璃胶封的太死，指甲抠了半天才撕开，胶粘在手上扯出一条条白丝。
盒子揣在衣服里，铁皮贴着肚皮，凉。
三元里的仓库比我想的还糟。
废纸板堆了半层楼，味道冲鼻子，夹层是用角铁焊的搁板，上面铺了两张木板，人爬上去翻个身整个架子都在晃。
但安全。
安顿下来之后我去街上找公用电话，打给红姐。
“小七怎么样？”
红姐的声音很轻，“早上起来没哭，但不说话”。
“吃东西了吗？”
“姐姐煮了粥，他喝了小半碗，然后就坐在床上拿铅笔画画。”
“画什么？”
红姐顿了一下，“门口那棵树画的特别大，占了大半页纸”。
我拿着话筒没吭声。
“你要跟他说两句吗？”
“把电话给他。”
话筒那边有窸窸窣窣的声音，红姐在跟小七说话，声音很柔，然后一个小的声音凑过来。
“大哥哥。”
“嗯。”
“爷爷是不是出事了？”
七岁的小孩，问出来的话比大人还直。
我说没有，爷爷去走亲戚了，过几天就回来。
电话那头没声了，过了好几秒，小七说了一个字。
“哦。”
这个哦比你骗人还难听。
挂了电话我去巷口抽烟。
双哥跟出来，靠在我旁边的墙上，也不说话。
两个人就这么站着，我抽完一根，他接过打火机点了一根。
烟抽到一半，双哥开口了。
“你有没有想过，布鞋那个人不是来找你的，是来确认你还在不在。”
我手上的烟停了。
“如果水房要动手，他派人踹门就完了，哪用凌晨三点摸过来在门口站三秒再走？确认，就是还没定。”
我把这句话在脑子里过了两遍。
还没定，意思是水房内部对我这条线怎么处置还有分歧。
有人要收，有人要留。
留着能用，收了干净，两头拉锯。
布鞋是来看我跑没跑的。
跑了，说明心虚，那就追。
没跑，说明还能控，那就再看看。
我把烟头摁灭在墙上。
下午两点我一个人去了棠溪村。
浩哥拦我，我没听。
有些事四个人去反而扎眼，一个人走城中村的巷子，正常的很。
东四巷17号。
远远就看见卷帘门拉了下来。
门上贴了一张红纸条，毛笔字写的转让，下面一行手机号。
我掏出手机拨了，空号。
门缝里往里看，货架搬空了，地上一层灰，柜台还在，上面什么都没有。
连收音机都没了。
我从巷尾绕到排水沟出口。
铁栅栏还是缺两根，但我昨天挤出来的时候刮在铁茬子上的那条布，没了。
茬子上干干净净，连根线头都不剩。
有人来清理过。
我回到五金店门口蹲着，掏了根烟点上。
隔壁杂货铺的老板娘探出头来看了我两眼。
四十多岁的女人，围裙系在腰上，手里攥着抹布。
“你找谁啊？”
“隔壁那个五金店，搬了？”
老板娘往那边瞥了一眼，“昨天下午来了个面包车，搬了半个多钟头就走了”。
“那个修收音机的老头呢？”
“也一块走了嘛，东西搬上车人就上车了。”
我琢磨了一下措辞，“那个老头，左手是不是少了半截手指？”
老板娘用抹布擦了擦手，表情有点奇怪。
“你说的是哪个？那个老头手好好的啊，十根指头我看的清清楚楚，上个月帮我拧过酱油瓶盖子，我还夸他手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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