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面包车厢里的菜心味道把我从浅睡里呛醒。
双哥开着车，路灯打在他脸侧一明一暗，我坐在副驾，把水房那张纸条从衬衣口袋里摸出来，手电照着看了第三遍。
炭步镇，鱼塘旁边废弃砖厂，凌晨两点到四点。
就这些，再没有别的。
我把纸条折回去。
双哥递过来一瓶白开水，没说话。
106国道两边的田地还黑着，天边只有一道灰白。
到花都已经快八点。
我先去了小东哥给的那个地址，新华镇建设路28号。
门面不大，五金建材店，招牌上的漆掉了一角。
我跨过马路，在对面的早餐档坐下来，要了一碗猪杂粥。
又是五金店。
我端着粥碗，勺子勾了两下，没动。
店老板是个瘦男人，四十出头，耳朵背后夹了根没点的烟，坐在里面看报纸。
客人进来买东西的不多，但我坐了半小时，看见三个人走进去之后拐到柜台尾，跟老板低声说了几句，然后从后门绕出去了。
没提东西走，也没跟人打招呼，进来又出去，干干净净。
我叫双哥去后面转一圈。
他回来在我对面坐下，拿起我那碗没动的猪杂粥喝了一口，“后门通巷子，巷子尽头有个院子，铁门锁着，里面两辆厢式货车，车牌用泥巴抹了。”
粥见了底，双哥把碗摁回去，“这就是分销末端那个点。”
我没说话，低头掏出硬币在桌上转着玩。
正面，人头，反面，数字。
转了几圈停下来，我做了个决定。
双哥听我说完，把菜单拿起来又放下，拿起来又放下，来回三遍。
“你要主动传呼秋姐？”
“不传她，她也会来找我，晚传不如早传，我自己提，还能掌握一点节奏。”
双哥没说话。
我把硬币收进口袋，出去找了个公用电话亭。
传呼打出去没多久，回电来了。
秋姐的声音还是老样子，听不出什么情绪，“今晚的事有没有问题？”
“没有，我下午去踩最后一遍点。”
“好，”她顿了一下，“老板说让你一个人来。”
我说知道了，挂了电话。
走回面包车，双哥看见我的表情就问了一句，我把一个人这三个字原话转告。
他把车钥匙在方向盘上拍了一下，没说别的，就说了不行两个字。
“你跟着去比不跟着危险，水房上次就在车上交代过，不要带人。”
“那上次你带着浩哥和小东哥算什么？”
“上次我没选择，这次我先开口，就得按我说的来。”
双哥盯着前挡风玻璃看了很久，空调出风口在嗡嗡转，车里有一股隔夜菜叶子的味道。
“行，”他最后开口，“我不进去，在外围等，超过两个小时你不出来，我开车撞进去。”
我没反驳，这算他让步了。
下午在车里坐到六点，我出去给陆队长打电话。
公用电话亭在花都汽车站旁边，亭子的玻璃有一块碎了，拿报纸糊着，边角翘起来，来回扇。
电话接通，陆队长第一句话比我快，“你现在在花都？”
“是。”
“马上离开。”
我手握着话筒，没动。
“青鱼找到了，”陆队长压着语速，但每个字都很有力，“今天上午炭步镇，鱼塘承包户捞鱼，从塘底拖上来一个编织袋，男性，三十岁左右，左臂内侧有一条纹身，青色的鱼。”
我靠在电话亭的金属框上，外面汽车站的广播在报发车时间，大声又清晰，跟电话里的内容拼在一块，显得特别荒唐。
“死了多久？”
“两到三天，”陆队长压低声音，“省厅今天才拿到消息，现在内部乱着，收网时间提前到明天凌晨，你今晚那趟接货不能去，原地待着，我派人来接你。”
炭步镇。
鱼塘。
水房给我的接货点，废弃砖厂，就在某个鱼塘旁边。
青鱼的尸体从同一个地方捞出来。
这不是时间凑巧，是摆在那里等人看的。
等谁来看？等今晚被安排去接货的人。
那个人是我。
“我知道了，”我说，“就在汽车站附近，等你人来。”
电话挂掉。
我走出亭子，深吸一口花都傍晚的空气，有甘蔗地的甜味，掺着路边排水沟的泥腥气。
双哥一看见我上车就知道出事了。
我把陆队长说的话简单复述了一遍，几句话就交代完了。
双哥两只手握着方向盘，手背上的筋绷出来。
他说了一句，“水房比缉私队先收网。”
车里安静了一段。
菜心的味道更重了，可能是太阳一天烤下来，叶子都焉了。
“走，”双哥拧了钥匙，“等陆队长的人来，今晚的事跟我们没关系了。”
面包车掉头，上106国道，往广州方向开。
我的主机亮了。
是我自己的号码。
短信四个字，别走，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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