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八点五十二分，我到了多宝路。
浩哥和小东哥比我早三分钟，两个人站在巷口抽烟，看到我骑摩托过来，浩哥把烟头往地上一扔，下巴往巷子里面点了一下。
巷子不宽，两个人并排走就顶满了，往深处看，一栋四层筒子楼杵在最里头，灰扑扑的，一楼的窗户全用铁皮封死了，看不到里面。
楼门口停着一辆黑色桑塔纳，我走过去摸了一下引擎盖，热的，车门没锁，车里没人，车牌号是公安内部用车的号段。
浩哥说周建华已经进去了。
我没答话，往楼里走。
楼道里没灯，我从口袋里掏出手电筒打开，光扫过墙壁，石灰粉刷脱落大半，底下露出红砖，砖缝里长了霉斑。
空气里有味道，很重，中药味，不是那种熬药的苦，是干药材堆在一起捂出来的闷。
汕头峰说的就是这股味，从底下往上渗的。
楼道尽头有个拐角，拐过去是一道铁门，没关严，留了一条指头宽的缝，里面透出来微弱的光。
我关了手电，侧身贴着墙往下走，一级，两级，数到第七级，到底了。
地下室大概三十平方，水泥地，水泥墙，没有窗，顶上挂着一只白炽灯泡，灯泡瓦数不高，照出来的光发黄，把整个空间染成一种生锈的颜色。
空间正中间摆着一把铁椅子。
椅子上绑着一个人。
阿泰。
他还活着，但我差点没认出来。
左眼肿成一条线，完全睁不开，嘴里塞着布团，口水顺着下巴往下淌，双手反绑在椅背后面，手指头倒是完整的，但两条小臂上全是烟疤，一个圆一个圆排成排，密密麻麻的，有的结了痂，有的还是新鲜的，粉红色的肉翻在外头。
他头发湿的往下滴水，滴在胸口的衣服上，前襟整片都湿透了。
地上扔着一只铁桶，桶里还剩半桶水，旁边一条毛巾拧成团丢在那里。
水刑。
椅子旁边站着一个人。
深色夹克，里面白衬衫，领口第一颗扣子扣的很紧，手里拿着手电筒照着阿泰的脸。
听到脚步声，那人把头转过来。
三十七八岁，方脸，眉骨高，嘴唇薄，左手无名指上套着一枚金戒指。
周建华，某次跟浩哥汕头峰一起跟他吃过饭的。
他看到我，没慌，手电筒的光从阿泰脸上移开，朝我胸口晃了一下，然后关了。
“你比我预想的快了十分钟。”
我没理他，直接走向阿泰，蹲下来去解绑在椅背上的绳子。
尼龙绳勒的紧，扣打了死结，我掏出折叠刀割，割了两下绳子断了。
周建华没拦，往后退了一步，背靠在墙上，两只手插在夹克口袋里看着我。
我把布团从阿泰嘴里掏出来，他咳了一阵，咳的整个人都在抖，吐出来的东西带血丝，淡红色的，沾在嘴角上。
我问他能不能走。
阿泰点头，声音嘶的几乎听不出来，他说的很吃力：“后面……还有一间……房。”
我抬头往地下室深处看，白炽灯的光照不到最里面那堵墙，但灯泡晃了一下的时候，我看到墙上有一道门，挂着锁。
我回头看周建华。
他从裤兜里摸出一把钥匙，手一扬，钥匙划了个弧线飞过来，我伸手接住，走过去开锁，锁芯转了两圈，挂锁弹开，我推门。
里面没有人。
地上码着六个纸箱，箱子上覆着塑料布，我把塑料布掀开，打开第一个箱子。
文件。
一箱子文件，复印件和原件混在一起堆着，最上面一份是一张提货单，抬头印着湛江港务局的红章，日期1997年10月。
我又翻了两份，进口报关单，货物明细，签字盖章都在，上面出现的名字和单位，有几个我在卢柏年铁盒子里那叠纸上见过。
周建华走到门口，两只手插在裤兜里，他站在门框边上看我翻。
“卢柏年做了三套备份。”他开口了，语气平淡，听不出情绪，“一套随货走，放在铁盒子里；一套存在他番禺家里的保险柜，那个保险柜去年年底已经被人搬空了；第三套，他没告诉任何人。”
他抬下巴指了指我脚下的箱子。
“就在这。他找了一间地下室，托一个人看着，看了两年。那个人今天下午被我带走了，钥匙在他办公桌抽屉里翻出来的，他替卢柏年保管了，自己都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我蹲在箱子边上继续翻，越翻越往下，手越凉。
不是天气冷，是这些纸上写的东西，涉及的金额、人名、部门，已经不是我能处理的了。
提货单、转账凭证、签收记录、车辆调度表、仓库租赁合同，一层套一层，从港口到市区，从海关到工商，从九五年到九八年，三年的时间，一条完整的链条铺在这六个纸箱里，清清楚楚，一个字都不缺。
我合上箱盖，站起来。
“你到底想怎么样？”
周建华看着我，灯泡的黄光把他的脸劈成两半，一半亮一半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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