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白云宾馆的时候是下午三点二十,我走到门口,苏以沫从对面奶茶店跑过来,手里还攥着那个装录像带的塑料袋。
“没事吧?”她问。
我摇头,“先回去。”
回到夏茅,浩哥和双哥都在客厅等着,红姐抱着小七坐在沙发上,看到我进门,她站起来走过来。
“谈的怎么样?”浩哥问。
我把周建华答应一个月内离开白云区的事说了一遍,浩哥听完点了根烟,“他会不会反悔?”
“不会,”我说,“录像带在我手上,他不敢。”
双哥从厨房倒了杯水递给我,“那接下来怎么办?”
“等,”我接过水杯喝了一口,“等一个月,看周建华会不会真的调走。”
红姐走到我旁边坐下,“如果他调走了,那些文件和录像带怎么处理?”
“藏起来,”我说,“至少要藏十年,等这些事彻底过去了再说。”
晚上七点,我接到周建华的电话,他说想再见一面,还是白云宾馆,还是三楼那间茶室。
我问他还有什么事没说完。
周建华在电话那头停顿了几秒,“有些事当着那么多人不方便说,你一个人来。”
我挂了电话,浩哥在旁边听到了,“他又想干什么?”
“不知道,”我站起来,“但我得去一趟。”
红姐拉住我,“别去了,万一是陷阱呢?”
“不会,”我说,“周建华现在比我还怕出事,他不敢动我。”
晚上八点,我又到了白云宾馆,三楼茶室的门还是虚掩着,我推开门,周建华坐在老位置,面前还是那套茶具。
“坐。”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在他对面坐下,这次他没有倒茶,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推到我面前。
“这是什么?”我问。
“卢柏年的死因,”周建华说,“真正的死因。”
我拿起信封,没有拆开,看着他。
周建华点了根烟,“下午我说卢柏年不是我杀的,这是实话,但我知道是谁杀的,也知道为什么杀他。”
他吸了一口烟,烟雾在茶室里慢慢散开。
“那次交易之后,卢柏年拿着我给的档案袋去敲诈了另外三个人,每个人都要了一笔钱,其中一个人受不了,把这事告诉了他背后的老板,那个老板从香港过来,亲自找关系处理了卢柏年。”
我问那个老板是谁。
周建华摇头,“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姓林,在香港做船运生意,手下有一帮人专门负责处理这种麻烦事。”
“卢柏年死那天晚上,上午才取保候审回来，我本来约了他见面,想劝他把手里东西全部销毁,大家相安无事,但他没来,第二天就在番禺的家里出事了。”
周建华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
“警方当时查的是意外死亡,因为现场没有打斗痕迹,也没有外伤,法医鉴定是心脏病突发,但我知道不是,因为卢柏年的体检报告我看过,他心脏没问题。”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份复印的验尸报告,上面标注了几处疑点,其中一条写着,死者血液中检测出微量钾离子异常,疑似注射过量氯化钾。
“这份报告是我托人从法医那里拿出来的,”周建华说,“当时负责验尸的法医发现了异常,但上面压下来了,说不要节外生枝。”
我把报告放回信封里,“你为什么现在告诉我这些?”
周建华重新点了根烟,“因为那个姓林的最近又出现了,这次盯上的不是卢柏年,是你。”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推到我面前。
照片上是我和红姐,拍摄时间是三天前,照片背面用繁体字写了一行字,昭阳,卢柏年的接班人。
我攥着照片,纸边被捏出了褶皱。
“这张照片是今天早上有人塞进我办公室门缝的,”周建华说,“连同照片一起的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该清理的人还没清理干净。”
我把照片翻过来又看了一遍,拍摄角度很隐蔽,应该是从夏茅市场对面茶楼窗口拍的。
“你今天约我来,不是为了要回录像带,是为了告诉我这个?”我问。
“对,”周建华说,“我不是帮你,是帮我自己,如果你出事,录像带和那些文件就会流出去,到时候我也完了,我现在需要你活着,至少活到把那个姓林的找出来。”
我问他有没有线索。
周建华说有一个,那个姓林的最近在广州活动,住在天河区一家五星级酒店,具体房间号他还在查,但他知道对方用的是假护照,名字叫林耀祖。
“我会尽快查到他的位置,”周建华说,“但你这几天要小心,最好别让你女朋友和小七单独出门。”
我站起来准备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周建华在身后叫住我。
“昭阳,卢柏年就是太自信了,觉得手里有底牌就能保命,结果还是死了,你比他聪明,但也要记住,有些人不是你能惹的。”
我没有回头,推开门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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