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耀祖跑了三天，没有任何消息。
汕头峰托香港那边的关系去查，得到的回话是，林耀祖从深圳口岸过关之后就断了线，手机号作废，落脚点不明，直接人间蒸发了。
这事搁谁身上都不踏实。
他临走那句话我一直记着，“慢慢跟你算”，林耀祖不是吹牛皮的人，他在香港经营了多少年，手底下还剩多少底牌，谁都说不准。
这根刺扎在心里，拔不掉。
但日子不等人，年关要到了。
小七出院那天，我跟浩哥开车去接，孩子额头上缝了七针，纱布裹了一圈又一圈，露出两只眼睛和一个鼻子，裹成了一个迷你木乃伊。
何爷爷拄着拐杖在病房门口等着，腿脚不好使，硬是从庆丰坐了三趟公交车赶过来的。
老人一看见小七，眼眶就兜不住了，浑浊的眼泪顺着脸上的褶子往下淌，嘴唇哆嗦的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小七倒是精神头十足，蹦下床一把抓住何爷爷的手：“爷爷你别哭，我没哭的，一下都没哭！大哥哥的朋友来救我的时候可厉害了，砰一下把门踹飞了！”
那个缠着绷带的小脑袋昂的老高，说话的时候还比划动作，把旁边的护士都逗笑了。
我站在走廊里没进去，鼻子酸的厉害，转过身假装看窗外的风景。
浩哥递了根烟过来，我摆摆手没接。
何爷爷走的时候，非要给我磕头，被我一把扶住，老人攥着我的手，手指头凉冰冰的，使了很大的劲，嘴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昭阳，这条命是你救回来的，我何家记一辈子。”
我说：“爷爷，小七也叫我大哥哥，自家人不说这话。”
送走了何爷爷和小七，回到夏茅已经下午了。
红姐在屋里叠衣服，她的手腕还缠着纱布，肿了好几天才见消，白天在十三行看店的时候袖子放的长长的，挡的严严实实。
晚上我给她换药，把纱布拆开，手腕上的勒痕已经结了痂，但手背上还有一块青紫色的淤血。
“这是哪来的？”
红姐往回缩手：“碰的。”
我没说话，把她的袖子撸上去，从手腕到小臂，零零散散好几块淤青，有的发黄了，有的还泛着紫。
这不是碰出来的，是被绑的时候拼命挣扎磨出来的。
她一直拿长袖遮着，不让我看见。
我低头给她抹药，没抬眼，药膏凉，她嘶了一声，手指头不自觉的蜷起来。
我动作放轻了些，一点一点把药推开。
“疼就说。”
“不疼。”红姐扭头看阳台，声音很小，“你肩膀上那个洞还没好呢，少操心我。”
我没接话，纱布重新缠好，打了个不松不紧的结。
红姐把袖子放下来，端着杯子去厨房倒水，经过我身边的时候，空出来的那只手在我后背拍了一下，很轻。
伍仙桥那边的假烟作坊早就停了，设备拆的拆，搬的搬，场地也退了，不过年前汕头峰把账算清楚了，分给我的两成到手有二十七万多，加上之前卖机子赚的钱，这个年过的不算寒酸。
五哥跟瞎哥的烟酒店到了年底也该盘账了，五哥抱着个塑料袋，里头装了个笔记本。
瞎哥那只好眼盯着我看：“五哥记的账，我看过了，一笔一笔都对的上。”
我翻开本子，流水倒是记得清楚，进货多少、卖了多少、房租水电零零碎碎全在上头。
五哥的字写的歪歪扭扭的，好几个数字我反复辨认才看明白。
算下来一年的利润不算多，但好在稳当。
“行，这钱你俩分了，拿回去过年。”我把本子合上推回去。
五哥愣了一下：“你不留？”
“留什么？你们守了一整年的店，钱是你们挣的。”
瞎哥嘿嘿笑了两声，五哥搓着手也笑，两个人走的时候脚步都轻快了不少。
十二月二十三号。
广州的冬天说冷不冷，但风大，街上已经有年味了，沿街的铺面挂起了红灯笼，有些心急的住户门口已经贴上了春联，金粉红纸，在灰扑扑的城中村巷子里格外扎眼。
夏茅这边更热闹，外来务工的人赶着过年前最后一波挣钱，街上人挤人，到处是拎着大包小包采购年货的。
卖腊肉的摊子占了半条巷子，油烟味和腊味混在一起，飘出老远。
晚饭是红姐做的，四菜一汤，姐姐帮着打下手，吃完饭姐姐收碗去了厨房，我跟红姐搬了两把塑料凳坐到阳台上。
阳台的防盗网已经加固过了，双哥找了个做铁艺的师傅，焊了拇指粗的钢筋，里三层外三层，密得连只猫都钻不进去，我每次看到这个防盗网，就会想起那天晚上对面天台上被剪断的晾衣绳。
我给红姐倒了杯热奶茶，路边摊买的，两块钱一杯，装在塑料袋里，红姐嫌烫，两只手倒来倒去。
“过年回我老家吗？”我问她，“让你见见我妈。”
红姐捧着杯子没说话。
街上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响，远处的城中村屋顶上升起几朵小烟花，红的绿的，散了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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