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十二点，我没有去沙河。
马国栋先找了我。
陌生号码打到足浴城前台，前台小姐跑到前台前面敲门，说是有人来找昭先生。
我接了座机电话，听筒里马国栋的声音比上次见面沙哑一些，说话速度很快，像在赶火车一样。
“东西已经提前准备好，比约定时间早了两天，今晚之前必须拿走，明天我可能就进去。”
纪检的第二次约谈比他预计的还快。
他报了取件地点是沙河老茶铺后巷修表铺，找姓温的师傅，进门就说“收旧表”三个字。
说完就挂了，一秒都没多留。
我上楼把双哥叫出来。
“帮我跑一趟沙河。”
双哥问明了地址、暗号后骑着摩托车离去。
四十分钟以后才回来，身上背着一只破皮鞋盒子，灰头土脸的，用绳子绑上了两条。
“修表铺的老板六十多岁，戴一副老花镜，说话不多，东西从柜台下面拿出来递给我，没有看我一眼。”双哥说完。
我在足浴城办公室把门锁上，拆开鞋盒。
里面用油纸包着，一叠纸质文件，加两盘录音磁带。
文件打开后是鑫悦会所过去三年的资金流转情况。
流水单、转账凭据、收据，有的是复印件，有的是原件，纸张边角发黄，折痕很深，一看就是被人从不同的地方分批取出来凑到一起的。
几份重要单据上都留有钟志强本人的签名，虽然笔迹潦草，但是可以辨认出。
大额现金的来源、去向，数字大到我算了两遍才把小数点前面的位数数清楚。
两盘录音带没有设备播放，但是磁带外壳上用铅笔写上了日期和人名。
其中有一个名字我没有见过，后面写的是三个字的单位简称，省里某部门的。
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有十来秒。
马国栋近几年不是在收集证据，而是在为自己创造一条退路。
这些都不能交上去，交上去他自己先倒。
但是留在手中，就和钟志强绑在一起的绳结。
现在他把绳结递给了我。
把所有的材料原样装回鞋盒里，用绳子重新捆扎。
浩哥在门外等候着，推门进去。
“这些东西你找个地方存起来。”
浩哥接过鞋盒掂了掂分量，没问里面是什么。
“存哪儿？”
“只有我们三个知道的地方。”
双哥说，“我二楼杂物间有个铁柜子，钥匙在身上，周静不知情。”
“行。”
我看着浩哥把鞋盒抱在怀里，又加了一句不举报、不交易只有单一的用途。
“钟志强如果伤害到我们任何人，那么这些材料就会同时发往三个地址，哪三个地址，回头我告诉你们。”
浩哥点点头，然后抱着盒子出去了。
脚步声在楼道里拐了个弯往下走，很快就没有了声音。
下午两点，小东哥从外面打来电话。
“金满楼那边有变化。钟志强没有动，还站在三楼，但周围多了不少的人，数了数至少七八个，有几张脸以前没见过。”
“什么样的人？”
“不像本地的，几个剃平头的，站在巷子两头，没有拿东西，但是裤腰带鼓着一块。”
临时从外面调来的打手。
钟志强在加固自己的防线。
番禺被端了之后他没有立即逃跑，说明他还未放弃。
或者说他不甘心。
人越是到绝境中，越是危险，因为他的生命已经到了极限，不能再多加一分一毫。
“继续盯着，人别靠太近，换便装，装路人。”
“明白。”
三点整我把手机重新开机。
屏幕上的短信堆了几条，从上午十点半一直排到下午一点。
前面几条还是威胁的口吻，后面的语气发生了变化。
最后一条发在一点十七分：“东西还给我，白云的事一笔勾销，以后井水不犯河水。”
钟志强在讲条件了。
从老大腔调降到谈判桌上的时间只有半天。
说明番禺那边的损失要比外界所知的要大得多。
他所拥有的那种自信，在层层剥离的表象下，如同墙皮受潮而脱落一样，是逐渐消失的。
我没有回复钟志强。
翻到通讯录中找到刘培元名片上的手机号码，用手机短信方式发送一条信息：“刘总，有空喝茶。”
五分钟后又发了一条信息，一个地址加一个时间。
白云区一条街的糖水铺，下午五点。
刘培元回得这么快，要么是主动联系的，要么就是他本人已经约定了。
不管哪种，这个人已经彻底站到钟志强的对面去了。
船要沉的时候，最先跳的是舵手旁边一直帮忙掌舵的人。
下午五点。
那家糖水铺在白云区一条老街上的门面不大，有四张桌子，老板娘是胖乎乎的中年妇女，正在往玻璃杯里加芝麻糊。
刘培元已经坐在最里边靠墙的地方。
身穿灰衬衫，袖子上卷至手肘，旁边放了一碗双皮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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