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之役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当第一批带着特许状和武装护卫的清国商团踏上九州土地，当那些额角刺字、形容枯槁的“矿役营”、“杂役营”男女在倭国武士的严密看管（实为协助清国执行）下，步履蹒跚地走向深山的矿坑时，北京紫禁城的养心殿内，关于如何“长治久安”地消化、控制这块新近被强行纳入轨道的土地，一场更深邃、更冷酷的思辨，正在雍正皇帝的心中，如同冰层下的暗流，缓慢而固执地涌动。
案头摆放着格致院汇集的、关于天竺（印度）风土人情的报告，其中重点提及了那延续千年的“种姓制度”。梵语谓之“瓦尔那”，后演化为“迦提”，将人依出身分为婆罗门（祭司）、刹帝利（武士）、吠舍（平民）、首陀罗（仆役）以及之外的“不可接触者”。这套体系，以其宗教神圣性、血统世袭性、职业固定性和社会隔离性，如同无形的枷锁，塑造了天竺社会的基本骨架，使其即便经历王朝更迭、外族入侵，其社会深层结构依然顽固地保持稳定，底层反抗被消弭于无形的宿命论和日常规训之中。
雍正的目光久久停留在“即便上层统治政权变更，此制度根基难撼，其影响深入骨髓”这句评语上。他指节轻轻叩击着桌面，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倭国那片刚刚被炮火与条约“规训”过的土地。
白银矿脉如同血管，特许贸易港如同关节，酷刑与矿役如同痛觉神经的持续刺激……这些是经济与肉体的控制。但够了吗？倭国武士阶层虽遭重创，其“下克上”的野心与桀骜不驯的岛民根性，是否会像被割过的野草，在未来的某个雨季，再次疯狂滋生？刺字与宫刑制造了痛苦与仇恨，却也凝聚了新的反抗认同。如何从根本上，从社会结构与心灵层面，将倭国及其民族，改造（或曰“固化”）成一个便于大清长期掌控、甚至能从中持续汲取养分（不仅是白银，也包括人力、文化驯服度）的稳定附庸？
一个冰冷而大胆的念头，如同毒蛇出洞，悄然钻入他的思绪：能否参照天竺之例，结合八旗制度的部分精髓，在倭国人为制造并固化一套“爱新觉罗—八旗—倭人”的等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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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御前密议：制度的毒草
他将这个想法，在最核心的圈子内提出。参与者只有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海疆衙门陈弘谋，以及刚从福建前线回京述职的弘昭、弘景。
“皇上，” 张廷玉听完皇帝初步构想，沉吟良久，花白眉毛紧蹙，“天竺种姓，源于其古婆罗门教义，与轮回、业报之说深度捆绑，视之为神定秩序，故而深入人心，难以动摇。我朝……以何名目，行此类似之事于倭国？若无宗教或神圣外衣，恐难服其心，易被视为纯粹暴政，激起更烈反抗。”
陈弘谋则从实际治理角度补充：“且天竺种姓与职业绑定，千年不变，社会几近僵化。我朝若在倭国强行划定世袭等级职业，恐严重窒碍其生产贸易，尤其银矿开采、港口运作皆需相当技能与积极性，若以固定低种姓阶层充任，效率低下，反损我利。”
弘景直接道：“皇阿玛，儿臣觉得麻烦！不如多派兵驻守，再有不轨，杀就是了！搞什么等级，弯弯绕绕！”
弘昭却若有所思：“十三叔、张相和陈大人所言有理。然儿臣在九州袭扰时，深感倭国各藩等级亦森严，武士、町人、百姓、秽多非人之间，壁垒分明。或可……顺势利导，借其原有等级，掺入我八旗之制，重塑之？”
雍正听着众人议论，神色不动。待众人说完，他才缓缓开口：“张廷玉所虑，在于‘名不正’。天竺以神权压人，我大清，以皇权、以征服者之权、以文明教化之权立规，何须假借夷神？诏告倭国：尔等挑衅上国，自取败亡，故天朝重整尔邦秩序，以赎其罪，以彰王化。此乃天罚后的新秩序，顺之者，可得保全，乃至晋身；逆之者，永坠深渊。无需宗教，征服者的意志与力量，本身即为最高的‘法’与‘理’！”
“陈弘谋所虑，在于‘僵化损利’。朕岂会照搬天竺死板职业绑定？” 雍正眼中闪过精光，“新制之核心，在于固化尊卑，而非绝对固定职业。尤其中下层，仍需劳作生产，为我朝创造价值。但朕要的是，让他们安于其‘位’，视跨越阶层为不可能，视服务上国为天经地义，从思想上断绝其非分之想。具体职业，可在其等级内，根据我朝需要调整。”
他肯定了弘昭的想法：“弘昭所言，切中要害。利用其原有社会裂痕，加以改造、强化并固化，将对抗矛头部分转向其内部，并为我所用。”
一个初步的、混合了八旗军事组织特色、满洲征服者特权、以及种姓制度社会固化原理的“东瀛新秩序”蓝图，在他脑海中逐渐勾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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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蓝图勾勒：三层九等的金字塔
雍正授意，由陈弘谋牵头，会同礼部、理藩院、八旗都统衙门及熟悉倭情的官员，秘密起草了《东瀛安靖与教化新例（草案）》。其核心便是构建一个以爱新觉罗皇室及满洲八旗为绝对顶峰，以下层级逐步融入并固化倭国社会的等级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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