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三十二年的春天，当日本列岛的残雪尚未完全消融，来自大清帝国的“新秩序”便如同这早春时节乍暖还寒的空气，无孔不入地渗入了这片刚刚经历战火蹂躏的土地。长崎、下关、石见……这些被新设立的“总理东洋事务衙门”（东洋衙门）牢牢掌控的要津，率先感受到了这股无声却沛然莫御的潮流。
一、长崎：规则下的新生
长崎港的扩建工程已近尾声，新的石砌码头向海中延伸，停泊着悬挂龙旗的官船、特许商团的大型货船，以及少量被允许进出、接受严格检查的倭国“恭顺”商船。码头旁，东洋衙门那栋融合了中式官署威严与实用功能的建筑群已然落成。每日清晨，衙门前的告示栏前总是围满了人。
告示使用工整的汉文与一种经过“雅化”的倭文并列书写，内容五花八门：
· 《丙寅年三月长崎港泊位使用规费及优先序列公示》
· 《特许商团“丰源号”、“晋和记”招募通译、账房、力工启事，需略通汉文，有保人》
· 《“长崎译书馆”刊印〈圣谕广训〉（倭文简释本）发售，各藩主、町年寄须备置宣讲》
· 《倭国官学堂（长崎本校）首届蒙童招募章程，限“恭顺藩主”、“特许商贾”及经核之“良町”子弟，需汉文启蒙》
规则，具体、细致、无所不包的规则，开始替代战刀与锁链，成为这片土地上新的权威语言。人们最初是茫然、惶恐地阅读着，继而发现，只要循着这些规则行事，似乎真的可以避开更直接的压迫，甚至……获得些许好处。
码头搬运工松本，一个在战乱中失去田地的普通渔民，因为识得几个汉字，又有个在町奉公所当小吏的远亲作保，竟然被“丰源号”录用了。虽然工钱被层层克扣，活计繁重，但至少每日有固定的糙米饭团，月底能见到几枚宽永通宝。他的妻子则在港区新设的“官营浆洗坊”找到了活计，清洗那些八旗官兵和清国商人的衣物。生活依旧困苦，但一种诡异的“秩序感”开始取代朝不保夕的恐惧。松本学会了几句简单的汉话“晓得”、“喏”、“大人”，也习惯了在路过东洋衙门时，下意识地低头加快脚步。
而在港湾北侧，被称为“新埠”的核心区域，“皇清东洋银号”的算盘声昼夜不息。这里正在悄然进行一场比刀剑更深刻的征服——货币征服。东洋衙门颁布的《清倭货币流通例》规定，大清官方铸造的“雍正通宝”和新式“龙洋”为特许港及主要交易区的“官准通货”。倭国商人发现，要想与清国商团交易，购买紧俏的清货，就必须将手中杂乱的藩银、劣钱送到银号，按那随时浮动的“官定牌价”兑换。银号通过“火耗”、“成色折减”等名目，不仅抽取着利润，更将成色统一的杂银熔铸成新的“龙洋”。一种无声的货币替代，在贸易与借贷的涓涓细流中，悄然改变着这片土地的经济血脉。
新埠另一侧，“长崎东洋学堂”的院落里传来生硬的诵读声。学堂分为三等：上舍招收“恭顺藩主”、“维新武士”子弟，精讲汉文、满文、《四书》、《圣谕广训》；中舍面向武士、商人子弟，侧重实用汉文、算术、记账；下舍则教授平民子弟基础汉字和简化了的“忠孝节义”故事。每日清晨，学子们需向北京方向遥拜，诵念“感念天朝再造之恩”。汉话是唯一的课堂语言。与此同时，“译书馆”内，通晓双语的倭人学者在清国官员指导下，紧张地进行着两项工作：将指定汉文典籍译为倭文；以及“校勘”《古事记》、《日本书纪》等重要史籍，淡化其“神国”叙事，凸显与华夏文明的“渊源”与“慕化”。知识的根脉，在堂皇的名义下被小心修剪、嫁接，导向预设的轨道。
规则，开始制造新的利益链条、价值取向，乃至身份认同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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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见银矿：血汗与算盘
深山中的石见银矿，气氛则截然不同。这里依然延续着战时的严酷。额角刺字的“矿役”们在皮鞭与呵斥下，如同蝼蚁般钻进幽深的矿洞。死亡和伤残是家常便饭。但变化同样在发生。
矿场入口处，立起了一块巨大的木牌，上面用汉、倭两种文字写着《矿役考成与配给条例》。条例冰冷地将矿役的劳作量、矿石品位、事故率与每日的口粮配给（依然是维持不死的最低限度）、乃至极其有限的“善行积分”挂钩。同时，明确公告：矿石产出经鉴定后，按“官定牌价”折算，七成归“大清东洋矿业特许总号”，三成留存，用于支付监工薪酬、工具损耗、以及……极少量的“绩效奖励”。
负责具体管理的，除了少数清国派来的技术吏目和凶悍的八旗监工头目，更多的是被编入“维新协理队”的原倭国中下级武士、浪人，甚至包括一些在镇压矿役反抗或管理杂役中“表现突出”的原矿役小头目。他们穿着特制的号褂，执行着东洋衙门制定的规章，克扣着本已微薄的口粮和奖励，中饱私囊。他们的利益，与矿场的“产出效率”和“稳定”开始挂钩。于是，矿洞内除了赤裸裸的暴力，也多了些“精打细算”的盘剥和“以倭制倭”的倾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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