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七年，秋深。
天幕带来的震荡余波未平，朝堂上下仍在消化那些关于百年帝位、海外藩国、女子科举乃至“规则生态圈”的惊人预言时，现实的窘迫却已携着北方的风沙与南方的旱气，沉甸甸地压在了紫禁城的飞檐上。
康熙皇帝眉头深锁，看着御案上几份并排摊开的奏报。一份来自福建巡抚，言及泉州、晋江等地“自春徂夏，雨泽愆期，溪流断涌，田畴龟坼，早稻失种，晚禾难播，民情惶惶”；另一份则发自甘肃，字字泣血，描述靖远等地连年亢旱，今岁尤甚，“秋禾尽槁，颗粒无收，饥民鬻妻卖子，析骸而爨，流亡载道，十室五空”，已然到了“人相食”的边缘。这不是突发性的洪水或地震，而是缓慢却致命的窒息，是土地在呻吟，生民在哀嚎。
朝廷不是没有动作，调拨钱粮、减免赋税、设粥厂、劝富户，惯例的赈济程序都在走。但杯水车薪，吏治的腐败与效率的低下，使得救命的粮款如同投入漏勺的水，层层漂没，真正落到灾民手中的寥寥无几。南旱北荒同时加剧，像两条逐渐收紧的绞索，勒得帝国喘息艰难。
朝会上，气氛凝重。户部尚书、工部尚书轮番出列，奏报赈济艰难、钱粮不足、河道干涸难以调水等等。建议无非是再请内帑、严令地方、祈祷上天。老生常谈，了无新意。康熙的目光扫过殿中垂首的臣子，扫过那些或凝重、或麻木、或暗自算计的儿子们，心头涌起一股深深的无力与烦躁。他缔造了盛世，却难抵这天行无常；他驾驭了群臣，却治不了这庞大帝国的沉疴积弊。
就在这时，一个不算起眼却足够清晰的声音响起：
“皇阿玛，儿臣……或有一愚见。”
众人看去，是翰林院的一位汉臣，素以勤恳扎实着称，并非任何皇子的门下。
“讲。”
“奴才翻阅近年邸报与地方志，福建旱情虽重，然其地近海，或可效仿前朝与民间旧例，以工代赈，疏浚淤塞港汊、陂塘，既可蓄水备旱，亦能活民口食。至于甘陕之旱，”他顿了顿，似乎下定了决心，“连年歉收，非一时之困，恐需专人前往，统筹全局，查勘实情，督促地方，并……并得行非常之策，方能遏止流亡，稍苏民困。臣观诸皇子中，四贝勒胤禛，历办部务，精于筹算，处事严谨，不避繁难，或可……当此重任。”
话音落下，殿中一片寂静。
所有的目光，瞬间聚焦到了胤禛身上。惊讶、怀疑、算计、幸灾乐祸、甚至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交织成一张无形的网。
提议让一位皇子，而且是刚刚被“天幕”预言将御极百年、如今正处于风口浪尖的四皇子，去具体负责处理两处棘手的灾荒？这提议本身，就充满了微妙的意味。是真心举荐？是试探？是将烫手山芋抛出？还是……某种隐晦的、基于“天幕预言”的期待？
康熙的目光也落在了胤禛身上，复杂难明。老四确实勤勉，部务办得扎实，但他性子冷硬，人缘不佳，能处理好需要多方协调、甚至可能触及地方利益网络的赈灾大事吗？更重要的是，此刻派他出去，是否会坐实某些猜测，助长那“天命所归”的无形气焰？可眼下，南旱北荒确系燃眉之急，常规手段已然失效。
胤禛自己，心中亦是巨浪翻腾。他几乎立刻就明白了这个提议背后的多重含义。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也是一个危险的陷阱。办好了，固然能稍减天幕带来的猜忌，证明自己的实干之才；办砸了，或者过程中稍有差池，便会被无限放大，甚至可能被扣上“无能”、“扰民”、“借机敛财”乃至“心怀叵测”的罪名，万劫不复。而且，离开京城这个漩涡中心，固然能暂避风头，却也意味着脱离了皇阿玛的视线，给了暗中敌人更多可乘之机。
然而，他没有选择。皇阿玛的目光在等待，群臣的目光在审视，那南北两地无数饥民哀恳的目光，仿佛也穿透了殿宇，落在他身上。天幕预言中的那个“自己”，可以布局百年，掌控生态。而现在的他，只是一个被推到台前、别无长物的凡人皇子。
他出列，撩袍跪下，声音沉稳清晰，不见波澜：“儿臣胤禛，愿为皇阿玛分忧。然赈灾事大，关乎万千生民性命，儿臣才疏学浅，恐难当大任。若皇阿玛信重，儿臣恳请与熟悉河工、农事之干员同往，并请皇阿玛赐予临机决断、核查钱粮之权，儿臣必竭尽驽钝，实地查勘，因地制宜，务求实效，以解民困，以报天恩。”
他没有推辞，也没有大包大揽，而是务实地提出了条件——要人，要权。这是办事的姿态，也是自保的必须。
康熙盯着他看了片刻，缓缓道：“准。着胤禛总理甘肃旱荒赈济事宜，福建旱情亦着其统筹建言。户部、工部择选干员随行，赐王命旗牌，沿途官员、赈灾钱粮，皆受其节制核查。事关重大，若有差池，或虚应故事，朕决不轻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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