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五年的深秋，寒意已如实质，侵透了洛阳宫城的每一块砖石。西宫的梧桐落尽了最后一片叶子，光秃秃的枝桠刺向铅灰色的天空，像无数道无声的诘问。而在这片萧瑟的中心，淳于女侍医的工作，已从单纯的诊脉开方，悄然过渡到一场无声却系统得令人心惊的调查。
她不再满足于每日例行的问诊。在征得宫正司例行批准（理由是为“详究病源，以便调理”）后，她开始调阅、核对与阴丽华相关的各类记录。这项工作繁琐枯燥，她却做得一丝不苟，仿佛在拼凑一幅巨大而破碎的拼图。
她首先系统梳理了太医署自阴丽华有孕起的全部诊籍副本。一张张药方铺开对比，她以朱笔圈点，记录下每一次“丹砂”（朱砂）出现的剂量、配伍、以及开方太医的姓名。她发现，在阴丽华孕中后期及产后初期，含有朱砂的“安神定志”方出现频率显着增加，且剂量虽微，但持续时间颇长，尤其集中在某几位与椒房殿往来较多的太医手中。
“丹砂，味甘微寒，主身体五脏百病，养精神，安魂魄……久服通神明不老。” 她默念着《神农本草经》的记载，目光却落在自己根据脉象与症状私下记录的备注上：“然其质重性沉，镇坠过甚。妇人产后，气血大虚，经脉空豁，恐非所宜。况连续投用逾两月，合乎常理乎？” 这疑问她并未写入正式医案，却记在了自己随身携带的另一卷私人笔记上。
接着，她查阅尚宫局关于西宫用度的记录，特别是去岁春夏时节，阴丽华孕期的饮食、熏香、衣料供给明细。她看得极细，甚至对比了同时期其他有孕妃嫔的份例，试图找出异常。记录显示一切如常，皇后“体恤”，供给甚至略优于常例。然而，在关于宫中统一熏蒸防虫、更换帷帐的例行记录中，她注意到一条：去岁夏末，西宫曾有一次“循旧例”的织物集中熏晒处理，其中提到“处理陈旧香囊等物若干”。时间点，恰好是阴丽华孕期将满、临近生产之时。
香囊……淳于氏想起阴丽华曾含糊提及，孕期似乎闻过一些“特别”的香气，但当时未留意，如今已无从追忆。她将此条也默默记下。
她甚至通过宫正司，询问了当时曾侍奉过阴丽华孕期、后被调离西宫的几名旧宫人（如今分散在各处低等杂役），问题绕来绕去，无非是“贵人孕期喜恶”、“宫中当时有何常见花草气息”、“贵人可曾对何物气味表示不适”。回答大多模糊，唯有一个曾负责浆洗的老宫人，在被反复追问时，依稀想起：“好像……贵人那时不太喜欢奴婢们用的一种新皂角，说气味有些冲，后来就换了旧的。” 而那种“新皂角”，据查，当时各宫都有发放，并非特例。
所有这些碎片，都构不成任何证据，甚至无法形成一条清晰的线索。但它们在淳于氏心中，逐渐凝聚成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违和感。一个出身良好、身体素来康健的贵人，一次看似平常的怀孕，却以“天残”皇子早产、母亲旋即陷入药石罔效的诡异沉寒之症告终。而诊疗记录、宫廷用度，一切表面合规，甚至堪称“优厚”。 这种“完美”的表象之下，那股盘踞在阴丽华尺脉深处、如冰棱般顽固不化的死寂寒气，究竟从何而来？
她的正式医案依旧严谨克制，每月呈报的奏章中，病情描述日益沉重，调理方案不断调整，但结论始终是“真阳衰微，寒凝髓海，冲任枯竭，恐成痼疾”。然而，在她递交给太医令的、更详细的月度综述里，开始出现一些更尖锐的措辞：
“……综观病史与脉象演变，此症之烈、之深、之固，远超寻常产后失调或情志致病范畴。病人尺脉沉涩如冰，非单纯虚寒可比，似有阴浊凝滞，深入奇经。前用丹砂等镇坠之品，于虚寒之体是否妥洽，窃有疑焉。又，病人自觉之寒，自内而外，定位明确，与环境湿冷关联不显，此亦异于常情。凡此种种，恐非单一病因所能致，或涉隐微，请上官明察。”
“窃有疑焉”、“或涉隐微”——这些词，在官方文书中，已属极重的暗示。太医令拿到这份综述，眉头紧锁。他自然知晓西宫贵人病重的敏感性，更清楚背后可能牵扯的宫廷隐秘。淳于氏是他手下最一根筋的医官，医术精到，却也最不懂变通。这份综述他压下了，未将其扩散，只在一次向刘秀例行禀报太医署事务时，含糊提及：“西宫阴贵人病症顽固，女侍医淳于氏尽责探究，然病势沉疴，恐难回天。其医案记录，或有……些许存疑之处，皆因力求详实所致。” 他试图淡化处理。
但刘秀听出了弦外之音。他政务繁忙，真定之后是更繁琐的吏治整顿与边疆布防，对后宫之事早已心力交瘁。阴丽华的病，在他心中已是一个沉重的、不愿多触碰的包袱。此刻听到“存疑”二字，他心中烦躁之余，也掠过一丝极淡的阴影。存什么疑？能有什么疑？他挥了挥手，语气疲惫：“既是沉疴，尽力医治便是。告诉淳于氏，用心即可，不必……过分深究，徒增烦扰。” 他选择了回避。在他心中，维持后宫表面的平静，远比翻查一桩可能牵扯更多麻烦的旧事来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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