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原本安坐堂上、姿态矜持的本地医者，那些享有名望、收着不菲束修的教书先生，以及那些虽行善举却更重名声的富豪乡绅，纷纷坐不住了。
眼见着洋和尚们不仅分走了关注，更似乎在重新定义着何为“善行”、何为“惠民”，一种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在这些群体中弥漫开来。
医者们再也无法安然高坐于堂馆之中，等着病人上门求诊。他们开始效仿汤若望，或派遣弟子，或亲自下场，背着药箱走街串巷，主动去寻访那些贫病交加、无力求医的百姓，甚至也开始提供免费的诊视和简单的药物，唯恐失了人心和口碑。
教书先生们，尤其是那些教授蒙童的塾师，感受到了更大的危机。当清教徒们用简单的阿拉伯数字和算法就能吸引大批好奇的民众，他们引以为傲的九宫算数、珠算口诀似乎遇到了挑战。
为了证明传统学问的实用与精深，也为了争夺教育的“话语权”，一些开明的先生也开始在街头巷尾设下临时书案，免费教授孩童识字、启蒙算术，试图与洋人的“新学”一较高下。
富豪乡绅们的施粥摊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以往的稀粥能果腹即可，如今眼见着洋面包和白粥的“高标准”，他们也开始卷了起来。
粥棚越搭越宽敞，锅越换越大，锅里的粥也肉眼可见地越来越稠，甚至偶尔还能见到几粒肉末或豆子。行善不再仅仅是为了博取乐善好施的名声，更添了一丝“不能输给洋人”的较劲意味。
于是，在这股奇特的竞争浪潮推动下，京师的底层百姓竟意外地迎来了一段“好时光”——看病更容易了，识字的机会更多了，能糊口的粥饭也更实在了。这一切，都源于皇帝陛下无意中点燃的那把“内卷”之火。
崇祯皇帝这番出于搞钱目的而默许甚至间接鼓励的“开放”，其带来的连锁反应远非一场京师的“慈善比赛”所能概括。这些远道而来的欧洲势力，其目光并不仅仅专注于大明一家，他们同样也派出了使者，尝试与关外的后金政权接触。
然而，在盛京，皇太极的态度却与朱由检截然不同。这位后金大汗对于西洋来的“洋和尚”和他们的礼物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极强的实用主义态度。他的策略可以概括为：“技术我要，特权没有，想要传教？门都没有！”
他对西洋的火炮、历法、天文、测绘等技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愿意重金礼聘甚至扣留相关人才为其服务。但对于任何宗教传播或建立长期据点的请求，一律坚决回绝，丝毫不给商量的余地。
在他眼中，这些西洋人只是可利用的技术来源，绝非可以平等交往、甚至允许其动摇后金社会根基的伙伴。
两相对比之下，大明皇帝朱由检这边虽然规矩也多，但至少愿意谈谈条件，打开了一条缝隙，允许他们用金钱换取一定的活动空间和潜在的影响力。这种差异，很快就在西洋各国（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势力）的评估中变得清晰起来。
于是，越来越多的西洋商人、传教士、冒险家开始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北京而非盛京。通往紫禁城的道路上，各国使团或代表的身影逐渐增多，他们献上的“拜访礼物”也从最初的新奇玩意，逐渐升级为更昂贵、更精巧的科技产品、艺术品乃至直接的金银，都希望能在这位看似“开明”且对金钱来者不拒的大明皇帝这里，为自己或所属的势力打开一扇更大的窗口。
当然，这一切都还是后话。至少在崇祯三年的这个冬天，双方还都处在比较“低级”的、试探性的慈善内卷和商业竞标阶段。但竞争的种子已经埋下，格局的悄然改变已然开始。
崇祯四年正月，京郊试验田里的“马铃薯”试种结果终于出来了。尽管经历了严冬的考验，那些挣扎着破土而出的块茎长得是歪歪扭扭、大小不一，堪称“歪瓜裂枣”，但终究是在这非常时节里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并且确实有了收成。
在孙传庭亲自督办的这片不算大的试验田里，最终竟收获了好几百斤的马铃薯。这个数字对于见惯了动辄万石粮草奏报的朝廷来说或许微不足道，但其象征意义和带来的希望却远超其本身重量。
这一成果让朱由检兴奋不已，几乎要从龙椅上跳起来。他拿着孙传庭呈上来的、还沾着泥土的几颗“丑土豆”，像是捧着什么稀世珍宝。
“好！好！好！”他连说了三个好字，脸上洋溢着难以抑制的喜悦，“在这等寒冬都能长出东西来，收成还能看！这说明什么？说明此物确非凡品，耐寒抗逆之名不虚！”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无限的希望：“若是将其推广至陕西那等苦寒干旱之地，即便产量不及江南沃土，也定能有所收获！至少……至少能让朕的子民多一条活路，比去啃树皮、嚼草根、甚至吃那要人命的‘观音土’要强上千百倍！”
这几百斤其貌不扬的土豆，在朱由检眼中，已然成了未来对抗天灾、稳定西北、甚至逆转国运的一颗关键种子。他立刻下令，将这些收获的土豆全部妥善保存，作为来年开春在陕西进行更大规模试种的宝贵种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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