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岩的融入倒是颇为顺利。他本是读书人出身，知书达理，言行有度，加之确实颇有才学见识，无论是与孙传庭商讨军务，还是同范景文议论地方政事，都能言之有物，很快便赢得了两位上官的欣赏和尊重。
然而，其妻红娘子——如今已更名李华——却让孙传庭感到颇为头痛。这头痛倒并非因为她不守规矩、桀骜难驯。事实上，自被陛下授予总兵衔后，她在丈夫李岩的悉心劝导下，言行举止已收敛了许多，努力学着符合朝廷命官的身份。
问题在于，这位新晋的李总兵，年纪不过二十出头，容貌本就十分出众，昔日江湖闯荡磨砺出的那股飒爽英气，并未因身份转变而消散，反而与官袍玉带形成一种独特而耀眼的气质。她即便只是寻常巡营、督导操练，所到之处，也必然成为全场军士目光追随的焦点。
幸而孙传庭麾下这些兵马，多是他在军屯中一手带出的精锐，军纪远胜寻常明军，尚能保持克制，谨守本分。若换作其他地方那些军纪涣散的官兵，见到如此一位年轻貌美的女总兵，恐怕早已心思浮动，难以管束了。
可即便如此，李华的存在本身，就如同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严谨的军营中激荡起层层难以言喻的涟漪。孙传庭不得不分出更多心神，时刻留意着军营中的风气，既怕部下行为失当，也怕李华处理不当引发事端。
这位素来以威严冷峻着称的总督，偶尔在夜深人静处理完公务时，会忍不住揉着发痛的额头，冒出一个近乎大不敬的念头：“陛下将此等棘手人物塞到我军中，又屡次来信关切询问……这该不会是因我平日劝诫过多，陛下故意以此来‘磨练’我的耐性吧？”
当然，这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孙传庭终究是国之干臣，苦笑之后，便又将心思放回了如何更好地“使用”和“保护”这位特殊的女总兵上，毕竟，这也是陛下交付的重任之一。
真正让孙传庭感到如芒在背、寝食难安的，自然并非李华带来的那些许“麻烦”，而是盘踞在河南之地，势力根深蒂固、恶名昭彰的“四凶”——曹、褚、苗、范四大豪强家族，以及那位拥兵自重、嚣张跋扈的总兵官左良玉。
这四大家族，在地方上经营多年，彼此联姻勾结，党羽遍布州县衙门，操纵讼狱，兼并土地，豢养私兵，几乎形同国中之国。朝廷政令往往出了府城便大打折扣，甚至需要看这几家的脸色行事。他们是滋生流寇的土壤，亦是推行新政最大的绊脚石。
至于左良玉，此人虽名义上受朝廷节制，实则拥兵自重，其部下军纪败坏，劫掠百姓之事时有发生，但其麾下兵卒甚众，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所幸，左良玉对孙传庭本人倒还保持着表面上的恭敬与服从。他深知孙传庭手握的三万精锐，是真正能征善战的虎狼之师，绝非他自己那些军纪涣散、只会欺压良善的部队所能抗衡。若真惹恼了孙传庭，对方以雷霆手段收拾他，并非难事。
然而，孙传庭虽对左良玉的跋扈和四大家族的恶行深恶痛绝，却不得不强压怒火，隐忍不发。眼下河南最大的威胁仍是四处流窜的高迎祥、张献忠等巨寇。此刻若以强力手段清算左良玉或铲除四凶，必将引发河南内部巨大的动荡和混乱，甚至可能逼反左良玉，导致官兵内讧，这无异于给流寇可乘之机。
“唉，皆是国之蛀虫！”孙传庭时常在心中暗叹，“然则此刻，却动不得，至少不能大动。” 他的策略是先稳住左良玉，利用其兵力协同剿匪，同时对四大家族暂时采取怀柔策略，避免正面冲突。一切需待主要流寇势力被扑灭，大局稳定之后，再腾出手来，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将这些毒瘤一一铲除。
此刻的大明王朝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但远在盛京（沈阳）的皇太极，却并未感到丝毫轻松，反而有种难以言喻的焦灼感。
自崇祯二年那次入关劫掠后，他和他所建立的大金政权，日子其实并不好过。上次抢掠所得的财物人口，经过数年消耗，已逐渐见底。辽东苦寒，产出有限，庞大的战争机器和迅速膨胀的人口，时刻面临着资源匮乏的压力。
他原本精心谋划，想趁着明朝陕西爆发大规模叛乱、中原腹地空虚之际，再次挥师南下，里应外合，给明朝致命一击，以获取急需的补给。
然而，当他将目光投向南方时，却不得不面对两个冰冷的事实：那如同铜墙铁壁般的关宁防线，以及镇守其后的那位老对手——袁崇焕。此人用兵持重，深得军心，将其经营得固若金汤，让皇太极无隙可乘。
游弋于渤海湾的两艘庞然大物——来自西班牙的炮舰。这些装备了大量重炮的巨舰，犹如海上移动的堡垒，不仅彻底扭转了明军在近海的优势，其强大的火力甚至能威胁到辽东沿岸地区。一想到明军可能依托这些战舰炮击大金的后方，皇太极就如芒在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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