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年的春节，紫禁城中难得地透出几分久违的平静气息。朱由检总算过了个勉强称得上“太平”的年。放眼整个大明，虽然各地仍是小患不绝，奏疏不断，但总算没有再爆发如去年那般动摇国本的大事。
自崇祯二年八月那个灵魂更替的夜晚起，朱由检已在焦头烂额、呕心沥血中连续挣扎了整整八年，未曾有一日真正安宁。这个春节，对他而言，堪称是穿越以来首次难得的喘息之机。仿佛整个帝国也在经历了一场濒死的大病后，亟需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去年那场席卷半壁江山的叛乱，几乎耗尽了王朝最后的气力，但万幸，它终究是挺过来了。
“既然连这般劫难都能熬过来，未来还有什么沟坎是朕……是大明迈不过去的呢？”抱着这般劫后余生、否极泰来的信念，我们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年节的气氛尚未完全消散时，便抖擞精神，开始了他在这个时代的第八个年头的工作。
而他新年的首要政务之一，便是妥善安置那两位在平叛战争中立下奇功的英格兰教官。
朱由检决定以优厚的待遇正式聘用罗伯特·肖恩与华莱士·格雷厄姆。此二人在其本国英格兰，原本不过是地位不高的低阶军官，出身于微不足道的小乡绅家庭（甚至可能更低）……
（好吧，直白地说，他们原本的前程实在乏善可陈。）
因此，当大明皇帝通过翻译向他们抛出橄榄枝，许诺以高额薪饷、显赫官职和崇高礼遇时，两人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欣喜若狂地接受了这远超过他们在家乡所能企及一切的任命。
朱由检授予二人“游击将军”的武职官衔（虽为虚衔，但地位尊崇），赐予相应的袍服、印信，并给予丰厚的俸禄和赏赐。他们的核心职责保持不变：继续为大明帝国训练和打造一支专业化、近代化的炮兵与燧发枪兵部队，将他们的知识和战术，更深地融入明军的血脉之中。
第二件事，郑芝龙自辽东救回的六万九千余百姓，被妥善安置于北直隶地区。朱由检下旨，允其自行选择编入军屯或领取民田耕作。其中，约有四千九百户（近六万人）的辽民，因饱经战乱与屈辱，家园被毁，亲族蒙难，怀抱着对建虏的刻骨仇恨，毅然选择加入军屯，欲借朝廷之力，练就武艺，以期他日复仇雪耻。朱由检深知其志，予以尊重，悉数准其所请，将其编入北直隶各处军屯卫所。经此安排，北直隶军屯户骤增至十一万零六百户，兵农合一的根基得以大大巩固，也为未来储备了充足的兵源。
第三件事，鉴于河南、陕西等地去年战祸酷烈，今岁又恐逢大旱，朱由检毫不吝啬，毅然从艰难恢复的国库中，调拨大批粮草并筹措近二百万两白银，火速输往河南、陕西、山西、山东及四川等受灾及可能受灾区域。此举一为赈济饥民，安抚地方，防止灾荒引发新的动荡；二则为中断数年的基础设施建设重启提供资金。其中，四川全境及山东的驿站系统重建与扩展工程，正式提上日程。尤其是山东，作为早年的驿站改革试点，曾因财力匮乏而停滞，如今终得延续。
第四件事，对于京营三大营的扩充，朱由检此次展现了难得的“豪气”。他深知强军乃立国之本，毅然将每年拨付给卢象升用于编练新军的饷银，从原先的三十二万两直接翻倍，提升至六十四万两巨款。他期望卢象升能将那八千核心精锐扩编至一万六千人。然而，务实的卢象升坦诚回奏，言明练兵并非简单的银钱与兵额加法，需考虑招募、装备、训练、维持等诸多环节。此六十四万两岁饷，实则已足够支撑他招募并训练一支约三万人的精兵。朱由检从善如流，予以准奏。
说到马，一项长期战略投资初见成效。首批通过欧罗巴商人采购的各类马匹——包括矫健的战马、稳健的驮马、优秀的骑乘马，共计约五百匹，历经远洋跋涉，终于抵达天津港。朱由检闻讯甚喜，特意召见了有功的欧洲商人，依照他们的礼节与之握手致谢，并慷慨地从自己的内帑中，给每位主要商人赏赐了一百两白银作为额外嘉奖。商人们受宠若惊，兴奋地拍着胸脯向皇帝保证，后续的船只将会一批接一批地运来更多、更优良的马匹，请陛下放心。东西方的贸易渠道，正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为帝国的军事现代化注入新的活力。
天津港附近的临时马场内骏马嘶鸣，上百匹来自欧罗巴的各类马匹汇聚于此，景象颇为壮观。朱由检站在场边，看着这些高矮胖瘦各异、毛色不同的“洋马”，只觉得眼花缭乱，只能凭借系在它们脖子上的编号木牌来勉强区分谁是谁。
无奈之下，他只得召来麾下两位最知兵的督师——孙传庭与卢象升。在朱由检想来，这两位久经战阵，与骑兵打交道多年，总该比自己这个半路出家的皇帝更懂行，能分辨出优劣高下。
孙传庭与卢象升奉命而来，仔细审视马群。他们的确不负所望，凭借多年经验，很快便从马群中指出了数十匹骨骼清奇、神骏非凡、一看便知是可作为优秀种马或将领坐骑的极品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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