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同总兵满桂率部东进三天后，孙传庭那份火漆密令才终于追上他的马蹄。
军情紧急，不容丝毫迟疑。
满桂当即于行军途中下令：麾下两万步卒立即停止前进，全速回防大同镇。
他深知，自己倾巢而出后，大同防务已然空虚，必须留下这支重兵，以防清军趁虚而入，端了他的老巢，彻底掐断前线与宣大的联系。
于是，满桂只能亲率一万精锐骑兵，继续执行孙传庭的命令，转向东南，朝着太原府阳曲县的方向疾驰。
几乎与此同时，驻守更外围宣府镇的曹文诏也接到了同样的命令。
这位以果敢着称的总兵，立刻点齐一万步卒、一万骑兵，火速西进。
他的路线恰好经过大同镇。在此，曹文诏部进行了短暂而必要的食秣补给，并与满桂留下的步卒守军进行了防务交接。随后，曹文诏未作停留，马不停蹄，引兵南下，直扑内长城防线核心——雁门关。
数日后，两路兵马与早已在此严阵以待的孙传庭本部成功会师。
满桂的一万铁骑、曹文诏的两万步骑，与孙传庭退守至此的部队合兵一处。各路旌旗在雁门关的隘口与敌楼上再次竖起，疲惫但军容尚整的明军，终于在这天下雄关之前，重新凝聚起一股不容小觑的防御力量。
就在孙传庭争分夺秒，于雁门关前收拢溃兵、集结四方援军，试图重建防线的同时，清军统帅济尔哈朗却做出了一个看似突兀、实则老辣至极的决定——他停下了主力进攻的脚步。
这位久经战阵的统帅深知“刚不可久”的道理，明军虽新败，但依雄关而守，急切难下。
他迅速转换策略，将麾下机动性最强的蒙古及满州骑兵尽数撒了出去，如同放出无数群饥饿的狼，对整个大同盆地开始了系统而残酷的劫掠与扫荡。
同时，他后方调集的汉八旗步卒源源赶到。
这些步兵被用于巩固刚刚夺取的朔州城，以及沿途控制的其他县城、堡寨，构筑后勤节点和防御支点，将劫掠区变成清军可恃的临时后方。
于是，战场上出现了诡异而令人窒息的一幕：
孙传庭在雁门关内，度日如年地用了七天时间，才勉强将惊魂未定的各部重新整合，提振士气。
而济尔哈朗则利用这宝贵的七天，其骑兵肆虐的范围，东至蔚州，西抵黄河拐角，北瞰大同，南迫雁门。
除了重兵把守的朔州等几个据点，富庶的村镇、零散的卫所、运输的粮队皆遭荼毒。劫掠的游骑甚至一度嚣张地出现在大同镇的城墙之下，耀武扬威，极大地打击了明军士气和后方民心。
孙传庭赢得了在雁门关集结兵力的时间，但代价是整个大同盆地精华地带被战火犁了一遍，资源遭掠夺，人心尽恐慌。
济尔哈朗以空间换时间，用破坏和恐惧削弱着明王朝在晋北的统治根基，并为下一步更大的军事行动积累着物资。这场较量，远不止于关前刀兵相见的一刻。
“奇怪……”
雁门关都督行辕内，孙传庭对着粗糙的沙盘与纷至沓来的探报，眉头紧锁，喃喃自语。一股强烈的违和感在他心头盘旋。
以他从所有渠道拼凑出的情报来看——河南、山东白莲教的大规模叛乱，山西本地豪强的骤然发难，里应外合拿下偏头关的精准一击——这一切都指向一个庞大而精密的阴谋：内外合力，制造最大限度的混乱，牵制大明兵力，为关外主力创造前所未有的南下良机。
“若我是济尔哈朗……”
孙传庭的手指从朔州狠狠划向太原，再直指南方，“有此内乱天赐良机，有偏头关开门之便，有朔州新破之锐……我必不惜代价，马不停蹄，全力南下！直扑太原，震动京畿！绝不会在此地……停顿下来！”
可现实是，济尔哈朗在夺取朔州后，攻势戛然而止。
主力按兵不动，只是放纵骑兵劫掠，看似在获取实利，但在孙传庭这样的战略家眼中，这无异于浪费最宝贵的战略突然性和时间窗口。
山西的动乱虽被暂时压制，但隐患未除；
朝廷的注意力正被迅速吸引过来；
各地的援军虽慢，却也在集结。每拖延一天，明军的防御就会坚固一分，变数就会增加一分。
“他不南下……难道是因为南下路上，有他自知无法轻易逾越的阻碍？”
孙传庭目光扫过宁武、雁门等关隘，旋即自己摇头。这些险关虽固，但以清军如今势头和内应情报，并非全无机会。
“或者……他此番入塞，根本志不在攻城略地，甚至不在太原？”
一个更令人不安的念头浮现，“如此大肆劫掠，固守朔州，更像是在……站稳脚跟，消化战果，并吸引我大明主力于晋北一隅？”
若真是如此，那济尔哈朗的目光所及，恐怕比直取太原更为深远和险恶。他的“停顿”，或许是在为下一阶段更致命的动作蓄力，或者……是在等待其他方向上，配合他这枚棋子的、另一记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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