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一役，经卢象升命人竭力清点、多方核对，确认罹难百姓竟达三万之众。 其余幸存者，大多在屠城当夜或次日混乱中逃离县城，散落四野。
然而，三万条性命，三万具遗骸，绝不能草草掩埋了事。这不仅关乎对逝者的尊重，更关乎生者的观瞻与朝廷的体统。卢象升下令，全军暂时转为善后之师。
明军士卒强忍悲愤与不适，将城中各处发现的尸体一一分拣、登记。凡有家人尚在、且在随后几日陆续返城认领的，皆准其领回，自行安葬，官府略予薄助。
对于那些全家遇难、无人认领，或是外乡客商、无从查考的遗体，则集中起来，在城外空旷处搭建临时焚化之所。
连日里，黑烟裹挟着难以言喻的气味，不断从江阴城外升起。
最终，所有的骨灰被郑重收敛，在城外一处僻静向阳的山坡上，筑起一座巨大的合葬坟冢。
坟前立一简陋石碑，卢象升亲笔题写“江阴死难百姓之墓”，未列具体姓名，唯记“某年某月，遭逢大难，三万生灵，殁于此劫”。这座无名坟冢，如同一块巨大的伤疤，烙印在江南的土地上，也烙在所有目睹者的心中。
期间，关于江阴县令方亨的处置，也有了结果。
他在暴乱初起时被忠心衙役拼死救出，藏匿起来，直至卢象收复县城后才被找到。
苏醒后，他很快被卢象升下令捆缚，投入县衙大牢，严加看管，只待打通与南京或常州府的道路后，即押解赴京，交由朝廷司法论处。
有趣的是，方亨本人不哭不闹，异常平静。当卢象升亲带人马前往其宅邸查抄、讯问时，只见此人独自呆坐堂中，官袍凌乱，目光涣散空洞，对周遭一切恍若未闻。
据其老管家涕泪陈述，方亨自醒来、得知江阴惨状与自身罪责后，便一直是这般失魂落魄、神智游离的模样，水米难进，终日不语。
卢象升看着眼前这具仿佛只剩下空壳的躯体，心中并无多少怜悯。是真正的追悔莫及、心神崩溃？
还是试图以痴傻之态逃避罪责？
他无意深究，只对左右淡淡道：“严加看管，留其性命。他的罪，自有国法公论。江阴三万冤魂，也在等着一个交代。”
这种善后工作，其繁琐与耗时远超一场激烈的攻城战。
当卢象升终于重新构筑起江阴县城的基本防务体系，将幸存百姓初步安置妥当，使这座濒死的城池勉强恢复一丝生机与秩序时，十天时光已然流逝。
这宝贵的十天，足以让局势发生新的变化。
在常州府核心区域，叛军利用江阴惨案造成的巨大恐惧，已然站稳了脚跟。屠城的消息迅速蔓延至邻近州县。
“顺我者暂生，逆我者如江阴！”——这句未公开言明却人人意会的威胁，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尚未被战火直接波及的百姓和中小士绅心头。
毕竟，江阴之祸近在眼前，血痕未干。求生的本能压倒了许多人反抗的勇气，谁也不想成为下一个莫名其妙就被屠戮的对象。
这种基于恐惧的“顺从”，暂时为叛军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后方和物资补给。
然而，这种“顺从”并没能换来安宁，反而让顺从者的处境每况愈下，愈发艰难。
叛军的贪婪如同无底洞，得寸进尺：
起初，他们只是“征用”一些粮草，美其名曰“劳军”；
粮草之后，便直接索要银钱、布帛，谓之“助饷”；
当钱财物资也无法满足其欲望时，目标便转向了人——尤其是那些大户人家中容貌姣好的年轻女子，被以各种名目“请”去或干脆强掳，充作营妓或赏赐部下。
这尚且是常州府城及几座县城中百姓的遭遇。
他们虽遭勒索盘剥，妻女被掳，尊严尽失，但至少性命尚存，仍在城墙的轮廓下苟延残喘。若与那些散布于乡野村落之间、彻底暴露在叛军刀锋之下的大明底层百姓相比，他们的处境竟可称得上“幸运”。
那些曾被朱由检极力安置、通过“清查隐田”等政策获得土地、并享受轻徭薄赋的底层农户，此刻正遭受着最为惨烈、也最为刻意的屠杀。
这些田地，许多是朱由检当年以雷霆手段，从那些如今已然造反的豪绅、胥吏乃至卫所军官手中强行收回、重新分配的。
如今，当这帮造反者带着兵马重返故地，看见昔日被他们视若草芥的“泥腿子”，竟在自己“祖传”的田地上安居乐业，耕种收获，甚至日子过得比以往还要红火时，一股混合着嫉恨、暴戾与失去特权的疯狂，彻底吞噬了他们。
仅仅是呆立在自家田埂上的农夫。
他们不在乎这样做会毁掉多少即将收成的粮食，不在乎会制造多少流离失所的难民，更不在乎可能招致的天谴或未来的报复。
他们的目的简单而残忍：“收回”祖产，并用最血腥的方式，抹去朱由检新政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痕迹，重新将底层百姓踩回他们“应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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