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
多尔衮烦躁地来回踱步。
阿济格与济尔哈朗南下的大军遭遇的阻力，远超他的预估，更是他此前从未设想过的。
他原本的盘算是令这路大军南下，借助中原乡绅的内应迅速站稳脚跟，以此吸引大明朝廷的注意力，最好能诱使辽东的明军主力驰援，为后续进军创造空隙。
可眼下，两人传回的急报却让他棘手万分——大军非但没能在中原立足，就连南下直扑南京陪都的途中，也连遭败绩，如今整支部队被困在凤阳周边，进退不得。
更要命的是，明军的大队人马已开始集结，正朝着他们的方向合围而来。
坏消息接踵而至。
山东境内，被他暗中挑唆起事的白莲教，已然被明军平定；洪承畴麾下的十万大军经过休整，随时可能南下驰援。
河南那边，秦良玉手握十四万重兵，已然整军开拔——显然，河南的乡绅叛乱与白莲教余部，也已被明军肃清。
山西战场上，孙传庭率军猛攻朔州，孤城早已岌岌可危，陷落只是迟早之事。
多尔衮心头一沉。他本打算四面出击，借那些大明“基本盘”中的反叛势力作乱之机，一举定鼎中原。可如今他才惊觉，自己竟全然低估了大明的底蕴，更低估了崇祯帝朱由检的掌控力。
“不能再等了！”
多尔衮猛地攥紧拳头，快步招来亲信：“传我军令，全军开拔！”
一声令下，盛京城外瞬间沸腾。
满清治下十五岁以上的男丁几乎尽数集结，这支将近三十万的大军，已然是清廷能动用的全部兵力。旌旗猎猎，马蹄声震，大军朝着袁崇焕驻守的辽东防线，浩浩荡荡压了过去。
大军规模越大，后勤压力便越是沉重。
三十万大军，无论成分繁杂与否、战力强弱与否、军纪严整与否，每日的人吃马嚼，便是压在全军头顶的头等大事。粮草转运、饮水补给、军马草料，桩桩件件都容不得半分差池。
如此一来，多尔衮的行军路线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唯一的可行之路，便是沿着辽河推进。
唯有依托辽河的水源与河道，才能勉强支撑起三十万大军的后勤运转，让粮草与物资得以借助水路转运，减轻陆路运输的负担。
而这一点，袁崇焕早已洞察先机，提前在辽河沿线布下了天罗地网。
他布防的先锋，正是旅顺总兵黄龙。黄龙麾下的水师船只不多，吨位也算不上庞大，但若说要堵住辽河航道，却是绰绰有余。
更狡猾的是，黄龙压根不打算与多尔衮的大军正面交锋，他本人不亲临前线，麾下士卒也固守阵地不出，只秉持着一个核心宗旨——尽可能给多尔衮的大军添堵。
他们或是在辽河上游择险要处截断部分水流，让下游河道变浅，阻碍清军船只通行；或是将搜罗来的老旧船只凿沉，刻意堵塞关键航道；
更在河道两岸的密林与草丛中，悄悄埋下仿地雷，只等清军靠近便触发，以此袭扰清军的先头部队与运粮队伍。
这些看似零散的袭扰手段，却精准地戳中了多尔衮大军的软肋。
清军的后勤转运队伍屡屡受阻，粮草补给的节奏被彻底打乱，先头部队在渡河探查时也频频遭遇地雷袭扰，伤亡虽不算惨重，却极大地挫伤了士气，也拖延了整体的行军速度。
局势彻底逆转。
先前还能稳坐钓鱼台、谋定而后动的多尔衮一方，如今已是急火攻心，恨不得立刻寻求决战——唯有速战速决，突破山海关防线，才能南下驰援被困的阿济格部，挽回全局颓势。
可此消彼长之下，袁崇焕反倒彻底沉住了气，不复此前对关内局势的担忧。
案头堆叠着一封封从京城快马送来的塘报，字里行间皆是关内叛乱平定、各路大军稳扎稳打的捷报。
辽东总督袁崇焕逐一看罢，紧绷多日的眉头终于舒展，心中最后一丝顾虑烟消云散，此刻的他，比任何人都更有耐心与多尔衮周旋。
既然清军急于求战，袁崇焕便偏不遂其意。
他当即下令，全力加固整条辽东防线——从宁远城的城墙到锦州的护城河，再到大凌河城与大凌河堡的堡寨，每一处工事都重新修葺增高，壕沟深挖拓宽，城头上的火炮尽数擦拭保养，粮草与箭矢也源源不断地运往各座要塞，摆出一副坚壁清野、长期对峙的架势。
尤为关键的辽南门户耀州城，更是被袁崇焕打造成了铜墙铁壁。
他派遣杨御蕃、祖大弼、刘源清三员猛将驻守此地，统辖三万精锐士卒。
这三人皆是久经沙场、悍不畏死的宿将，杨御蕃善守、祖大弼善攻、刘源清善谋，三人相辅相成，再加上三万大军严阵以待，不仅牢牢扼住了辽南的咽喉，更能与辽河沿线的黄龙水师遥相呼应，形成一张密不透风的防御网，断了多尔衮绕道辽南的念想。
漠南，
吴三桂斜倚在一块避风的土坡上，身下垫着件旧毡毯，五千精锐骑兵散落在四周，或牵马啃草，或席地闲聊，全然没有行军劫掠的紧迫。他百无聊赖地拨弄着草叶，眼神里满是漫不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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