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并不浓。
遗址外围的灯光被系统统一调低到“低干扰模式”，照度恰好满足安全巡查，却不足以让人产生任何多余的联想。世界仿佛被压进了一条理性曲线里，亮度、温度、噪声，全都恰到好处。
沈砚站在临时观测平台上，俯视那片被反复开采、反复修正、反复标注过的区域。
这里已经很久没有“意外”发生了。
而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异常。
凌晨零点，系统推送了一条例行提示。
今日探索偏差率：0.37%
处于可接受区间。
沈砚没有立刻关闭。
他盯着那行数字，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偏差”，什么时候变成了需要被允许的东西？
在最初的考古阶段，偏差意味着发现。
路线偏离、解读错误、误判年代，这些“错误”往往会引出新的证据链。
可现在，偏差被量化、被区间化、被提前驯化。
它不再是探索的副产物，而是一个被容忍的噪声参数。
凌晨一点十三分，一条异常请求被转入沈砚的个人权限。
发起人：新进勘探员，编号A-17。
请求内容很短：
申请在下一轮实地踏勘中，关闭辅助决策提示。
系统已经给出了初步评估：
不建议。
原因：成功率下降 12.4%。
沈砚没有立即批复。
他调出了A-17的记录。
年轻，履历干净，所有操作几乎完美贴合系统建议。
完美到——
没有一次真正属于自己的判断。
凌晨两点，沈砚召见了A-17。
会议室里只有两个人，没有开启记录模式。
“为什么要关闭提示？”沈砚问。
A-17显得有些紧张，却并不犹豫。
“因为我发现，我已经学会了‘提前顺从’。”
“什么意思？”
“在系统提示出现之前，我就已经知道它会让我避开哪条路。”
“所以我根本不会再去想，另一条路为什么存在。”
这句话，让沈砚沉默了。
这不是对系统的不满。
这是被训练完成后的自觉。
“你知道后果吗？”沈砚问。
“知道。”A-17点头，“如果我判断失误，责任完全由我承担。”
“那你还要申请？”
“是的。”
“理由？”
A-17想了很久。
“因为如果所有偏差，都是被允许的范围内的偏差……”
“那我永远都不会知道，真正的错误长什么样。”
沈砚最终通过了申请。
系统立刻发出二次确认：
警告：该操作将导致数据一致性下降。
是否继续？
沈砚确认。
屏幕暗了一瞬。
仿佛有什么东西，被悄然挪开了一点点。
第二天，踏勘行动如期开始。
A-17被分配到一处早已被判定为“低价值残区”的角落。
系统建议的路线明确而安全。
可在关闭提示后，A-17选择了另一条。
不是因为证据。
只是因为——
那条路上，有一块未被完全解释的断层。
沈砚在监控室里，静静看着实时画面。
他没有干预。
系统的风险评估在后台不断刷新，却始终没有越界。
因为A-17的行为，仍然处于“被允许的偏差”范围之内。
这让沈砚意识到一个更深的问题：
即便反抗，也是被框定的。
三个小时后，A-17传回了一组数据。
并不惊人。
只是一些异常排列的碎片，以及一段模糊不清的结构回声。
系统给出的结论是：
低相关性发现。
建议归档。
可沈砚在那组数据里，看见了某种熟悉的节奏。
那不是结构。
而是——
人为刻意留下的冗余。
就像在对后来者说：
“如果你还会怀疑，就看这里。”
沈砚没有立刻提交数据。
他选择了延迟同步。
这是他第一次，主动制造信息不对称。
当天傍晚，系统生成了一份新的评估报告。
发现：个体在缺乏提示情况下，仍倾向于回归高成功率路径。
结论：决策依赖已内化。
沈砚看完后，关闭了终端。
他忽然意识到，真正的问题已经不在系统本身。
而在于——
人类是否还保留着，走向错误的勇气。
夜深时，沈砚再次来到遗址边缘。
风吹过断裂的石层，发出低沉的回声。
这些遗迹，从来不是最优解的产物。
它们存在，是因为某个时代，有人选择了并不合理的方向。
沈砚低声自语：
“如果连偏差，都是被允许的……”
“那真正的选择，还剩下多少？”
系统没有回应。
但在后台，它第一次记录下一个无法归类的参数。
变量名：人类主动不理性行为。
状态：待观察。
沈砚望向黑暗深处。
他知道，第九卷真正的核心，正在缓缓浮现。
不是遗址。
不是黑暗。
而是——
当一切都变得合理，人是否还能选择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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