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几天，鹏城的天变了。
先是东园路一带的夜市突然安静。
平日里晃来晃去的那些染着黄毛、叼着烟卷的小混混，一夜之间全不见了踪影。
紧接着，南山区、福田区、罗湖区，一个接一个地展开了集中清查。
市公安局的警车整夜整夜地在街上转，火车站、码头、长途汽车站.......到处设卡，夜总会、舞厅、赌局，封了40来家。
鹏城的这些社会人都懵了。
这次的行动，也太突然了，怎么一点风声都没听到。
所有人看出来了，这次行动的力度，跟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样。
以往也有过清查，但多半是走过场，抓几个街头打架的、偷鸡摸狗的，关两天就放了，街面上消停几天又恢复原样。
可这回不是，这回是动了真格的。
那些平时仗着有点关系、在地面上收保护费的社会大哥，这回发现自己的关系不好使了。
打电话没人接，找人递话递不进去，平日里称兄道弟的警察，忽然翻脸不认人了。
加代也是惊出一身冷汗，暗自庆幸早早就把赌场、夜总会关门了。
就在鹏城的扫黑风暴如火如荼进行之时，那篇以飞燕视角写的评论员文章，终于刊登在各大报纸。
文章发出来的那天早上，顾长风坐在办公桌前翻报纸，脸上还带着昨天跟老领导周副省长汇报完之后的疲惫。
老领导那边给了他肯定，但也给了他压力，让他“妥善处理，不要扩大影响”。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能压就压，别再闹了。
所以，他翻报纸的时候心情并不好。
直到他翻开了《经济日报》的评论版，顿时眼前一亮。
他把报纸往跟前拉了拉，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读。
“飞燕集团用实际行动回答了一个时代命题：新技术到底应该为谁服务？”
“在VCD这项数字影音新技术面前，某些企业选择了高定价、高利润的路线。一台VCD播放机卖到4999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大半年的工资。”
“在这样的定价面前，VCD不再是科技进步的成果，而成了少数人才能享用得起的奢侈品。”
“飞燕集团敏锐地意识到，新技术如果不能让老百姓受益，那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飞燕集团作为国有企业，从不把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
“让更多人享受到科技的便利，才是国企的使命所在。”
“飞燕VCD定价2999元，一下子把价格打下来两千元，这不是商业策略，这是国企的良心。”
顾长风一拍桌子，“好！就是这个理！”
他继续往下看。
文章后面把飞燕的“自主研发”一笔带过，大篇幅地展开了一个论点：技术普惠是国企的天职。
价格高就是脱离群众，降价就是为人民服务。
文章没有骂新声电子，但字字句句都在指向新声电子的4999元定价，都在暗示：你们有专利又怎样？
专利是你们的，但技术应该属于人民。
更妙的是，文章还提了一句：“飞燕集团不否认专利制度的重要性，但专利制度的初衷是保护创新、促进技术进步，而不是让少数企业借此垄断市场、攫取暴利。”
“当专利保护异化为暴利的遮羞布，那它就背离了立法者的本意。”
这句话的杀伤力太大了。
它不否定专利法，它否定的是“借着专利法赚黑心钱”。
它把新声电子架到了一个道德高地的对面，你合法，但你不道德。
顾长风从头到尾读了两遍，整个人像喝了一壶好酒，浑身的毛孔都舒展开了。
这段时间，被新声电子压着打的窝囊气，被法院立案搞得焦头烂额的压力，看到这篇文章，全都烟消云散了。
“老孙！老孙！”
办公室孙主任小跑着进来，手里还端着给顾长风泡好的茶，“顾总。”
“今天的《经济日报》评论版你看了没有？”顾长风把报纸举起来，手指头戳着那篇文章。
孙主任凑过来看。
他早上送报纸的时候还没细看评论版，只扫了一眼标题，以为是报社自己写的。
现在，顾长风这么兴奋，他赶紧接过报纸读了起来。
读着读着，他的眼睛也亮了。
“写得好啊，顾总！这比我们自己写的那些声明强太多了。”
“您看这句：‘新技术如果不能让老百姓受益，那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个高度，这个站位，不是一般的记者能写出来的。”
“还有这个。”顾长风指着文章里那句关于专利的话，“你看，‘专利保护不应该成为暴利的遮羞布’。这句话是整篇文章的题眼。”
“新声不是天天拿专利说事吗？”
“这篇文章就告诉他：你有专利不假，但你用专利赚黑心钱，老百姓不答应，国家也不答应。”
他把报纸往桌上一拍，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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