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区的拆迁声浪像一头焦躁的巨兽，已经在市三院周围嘶吼了三个月。挖掘机的铁铲砸向砖墙时，会溅起带着霉味的碎末，混着钢筋断裂的脆响，在灰蒙蒙的天空下织成一张令人窒息的网。这所建于1953年的医院，外墙早已被岁月啃噬得斑驳不堪，灰黑色的墙皮像结痂的伤口，层层叠叠地剥落，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体。门诊楼的窗户大多没了玻璃，只剩下扭曲的金属框架，风穿过时会发出“呜呜”的低鸣，像是无数个被遗忘的声音困在里面，挣扎着想要逃出来。
老李——李建国，是这所医院最后一个看守者，准确说，是看守负一楼太平间的。拆迁办的人嫌这地方晦气，又怕里头几具无名尸体出乱子，辗转找到了刚从市殡仪馆退休的老李。负责人捏着鼻子跟他谈条件时，语气里满是不耐烦：“一个月三千，就盯个门，别让野猫野狗进去，等月底殡仪馆来拉走尸体，这地方就炸了推平。”老李当时正摩挲着手里那串磨得发亮的钥匙，那是他在殡仪馆干了二十年火化师的念想，闻言只是点了点头：“行，我不怕这个。”他见过的尸体比活人还多，烧焦的、腐烂的、扭曲的，什么样的都有。他总跟人说：“死人最老实，你不亏心，他就不找你麻烦。”
太平间藏在医院最偏僻的角落，要从门诊楼后面一条被青苔裹住的石阶往下走。石阶共二十七级，每一级都被岁月磨得凹陷下去，边缘还沾着不知道是血还是锈的褐色印记，下雨时会晕开，像一道道凝固的泪痕。最底下那级台阶缺了个角，是十年前一个醉汉摔下来磕掉的，至今没修。老李每天晚上七点来接班，走这石阶时，右脚总会在缺角的地方空一下，这个触感他记了快一个月，闭着眼都能数着台阶走到太平间那扇厚重的铁门跟前。
铁门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换的实心铁皮门，重得很，两个人才能勉强推开。门上焊着两个铜环，铜绿已经爬满了环身，手指摸上去会沾一层青黑色的粉末。老李每次开门前，都会先把钥匙串在手里掂两下，“哗啦哗啦”的声响在空旷的地下通道里传得老远，有时候还能听见回声，像是有人在暗处跟着应和。他说这是给里头的“老住户”打个招呼，别吓着彼此。钥匙插进锁孔时，会发出“咔啦咔啦”的摩擦声，那声音很刺耳，在寂静的地下空间里尤其明显，每次听着，老李都觉得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顺着锁孔往外爬。
太平间里共摆着五个老式停尸柜，银灰色的漆皮掉得一块一块的，露出底下暗红色的铁锈，像结痂的伤口。柜子上的编号被岁月磨得模糊不清，老李只能凭着位置记：1号柜是空的，柜门松松垮垮的，一刮风就“吱呀”响；2号柜里是个六十来岁的流浪汉，冬天冻死在医院门口，没人认，就一直搁在这儿；3号柜里也是个流浪汉，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喝农药死的，脸上还留着紫黑色的痕迹；4号柜里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因为失恋从住院部六楼跳下来，脑袋磕在花坛沿上，当时血流了一地，现在尸体还保持着蜷缩的姿势；5号柜……老李一直没敢打开看。拆迁办的人只跟他说“那是旧档案柜，别碰”，可他总觉得那柜子不对劲，别的柜子门都是松的，就5号柜的门关得严严实实，锁孔里还插着一把生了锈的小铜钥匙，像是有人特意锁上的。
停尸柜的电源早在半年前就断了，连接柜子的电线被扯得乱七八糟，耷拉在柜子顶上，像一团团垂下来的死人头发。老李试过拉一下电线，结果拽下来一块锈迹，掉在地上“叮”的一声，在寂静的太平间里显得格外突兀。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碰过那些电线。
老李的值班室就在太平间门口，是个不到十平米的小房间，里面摆着一张铁架床，床垫子是医院淘汰下来的，弹簧都露出来了，睡上去会“咯吱”响；一张掉漆的木桌，桌面上还留着一道深深的划痕，是以前的护士用手术刀划的；还有一个老式暖水瓶，外壳是红色的，掉了漆，露出里面的铁皮。他晚上没事干，就坐在桌前喝茶，茶是最便宜的大叶茶，泡在搪瓷杯里，颜色深得像酱油。有时候他会拿出收音机听评书，电波里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夹杂着“滋滋”的杂音，反而让这死寂的地下空间多了点人气。他从不往太平间里多走，除了每天早上九点的例行检查，打开铁门，扫一眼五个停尸柜的柜门有没有关紧，然后就赶紧退出来，锁上门去地面上的早点铺买两根油条、一碗豆浆。
出事前三天，老李就觉得这地方不对劲了。那天早上九点，他像往常一样去检查太平间。刚推开铁门，一股凉气就扑面而来，不是停尸柜该有的那种干燥的阴冷，而是带着点潮湿的、像刚从冰水里捞出来的寒气，顺着裤脚往上爬，冻得他膝盖发疼。他当时还骂了一句：“这破地方，阴气重得能冻死人。”可等他拿手电筒往停尸柜上扫时，又没发现什么异常，柜门都关得好好的，柜门上的灰也没动过，不像有人碰过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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