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区的拆迁声浪像一头焦躁的巨兽,已经在市三院周围嘶吼了三个月。挖掘机的铁铲砸向砖墙时,会溅起带着霉味的碎末,混着钢筋断裂的脆响,在灰蒙蒙的天空下织成一张令人窒息的网。这所建于1953年的医院,外墙早已被岁月啃噬得斑驳不堪,灰黑色的墙皮像结痂的伤口,层层叠叠地剥落,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体。门诊楼的窗户大多没了玻璃,只剩下扭曲的金属框架,风穿过时会发出“呜呜”的低鸣,像是无数个被遗忘的声音困在里面,挣扎着想要逃出来。
老李——李建国,是这所医院最后一个看守者,准确说,是看守负一楼太平间的。拆迁办的人嫌这地方晦气,又怕里头几具无名尸体出乱子,辗转找到了刚从市殡仪馆退休的老李。负责人捏着鼻子跟他谈条件时,语气里满是不耐烦:“一个月三千,就盯个门,别让野猫野狗进去,等月底殡仪馆来拉走尸体,这地方就炸了推平。”老李当时正摩挲着手里那串磨得发亮的钥匙,那是他在殡仪馆干了二十年火化师的念想,闻言只是点了点头:“行,我不怕这个。”他见过的尸体比活人还多,烧焦的、腐烂的、扭曲的,什么样的都有。他总跟人说:“死人最老实,你不亏心,他就不找你麻烦。”
太平间藏在医院最偏僻的角落,要从门诊楼后面一条被青苔裹住的石阶往下走。石阶共二十七级,每一级都被岁月磨得凹陷下去,边缘还沾着不知道是血还是锈的褐色印记,下雨时会晕开,像一道道凝固的泪痕。最底下那级台阶缺了个角,是十年前一个醉汉摔下来磕掉的,至今没修。老李每天晚上七点来接班,走这石阶时,右脚总会在缺角的地方空一下,这个触感他记了快一个月,闭着眼都能数着台阶走到太平间那扇厚重的铁门跟前。
铁门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换的实心铁皮门,重得很,两个人才能勉强推开。门上焊着两个铜环,铜绿已经爬满了环身,手指摸上去会沾一层青黑色的粉末。老李每次开门前,都会先把钥匙串在手里掂两下,“哗啦哗啦”的声响在空旷的地下通道里传得老远,有时候还能听见回声,像是有人在暗处跟着应和。他说这是给里头的“老住户”打个招呼,别吓着彼此。钥匙插进锁孔时,会发出“咔啦咔啦”的摩擦声,那声音很刺耳,在寂静的地下空间里尤其明显,每次听着,老李都觉得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顺着锁孔往外爬。
太平间里共摆着五个老式停尸柜,银灰色的漆皮掉得一块一块的,露出底下暗红色的铁锈,像结痂的伤口。柜子上的编号被岁月磨得模糊不清,老李只能凭着位置记:1号柜是空的,柜门松松垮垮的,一刮风就“吱呀”响;2号柜里是个六十来岁的流浪汉,冬天冻死在医院门口,没人认,就一直搁在这儿;3号柜里也是个流浪汉,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喝农药死的,脸上还留着紫黑色的痕迹;4号柜里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因为失恋从住院部六楼跳下来,脑袋磕在花坛沿上,当时血流了一地,现在尸体还保持着蜷缩的姿势;5号柜……老李一直没敢打开看。拆迁办的人只跟他说“那是旧档案柜,别碰”,可他总觉得那柜子不对劲,别的柜子门都是松的,就5号柜的门关得严严实实,锁孔里还插着一把生了锈的小铜钥匙,像是有人特意锁上的。
停尸柜的电源早在半年前就断了,连接柜子的电线被扯得乱七八糟,耷拉在柜子顶上,像一团团垂下来的死人头发。老李试过拉一下电线,结果拽下来一块锈迹,掉在地上“叮”的一声,在寂静的太平间里显得格外突兀。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碰过那些电线。
老李的值班室就在太平间门口,是个不到十平米的小房间,里面摆着一张铁架床,床垫子是医院淘汰下来的,弹簧都露出来了,睡上去会“咯吱”响;一张掉漆的木桌,桌面上还留着一道深深的划痕,是以前的护士用手术刀划的;还有一个老式暖水瓶,外壳是红色的,掉了漆,露出里面的铁皮。他晚上没事干,就坐在桌前喝茶,茶是最便宜的大叶茶,泡在搪瓷杯里,颜色深得像酱油。有时候他会拿出收音机听评书,电波里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夹杂着“滋滋”的杂音,反而让这死寂的地下空间多了点人气。他从不往太平间里多走,除了每天早上九点的例行检查,打开铁门,扫一眼五个停尸柜的柜门有没有关紧,然后就赶紧退出来,锁上门去地面上的早点铺买两根油条、一碗豆浆。
出事前三天,老李就觉得这地方不对劲了。那天早上九点,他像往常一样去检查太平间。刚推开铁门,一股凉气就扑面而来,不是停尸柜该有的那种干燥的阴冷,而是带着点潮湿的、像刚从冰水里捞出来的寒气,顺着裤脚往上爬,冻得他膝盖发疼。他当时还骂了一句:“这破地方,阴气重得能冻死人。”可等他拿手电筒往停尸柜上扫时,又没发现什么异常,柜门都关得好好的,柜门上的灰也没动过,不像有人碰过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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