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脑子里“嗡”的一声。这个男人是来杀她的。不会有别的可能——日本人不会派一个腿上纹着般若的人来照顾她的生意。他刚才犹豫的那一下，不是怀疑她的身份，是在想先杀还是先“吃”。恐惧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来，但她没有尖叫，也没有愣住。她把床头的煤油灯往地上一扫，趁男人被碎玻璃分了神的当口，撞开门就跑了出去。
小桃红是幸运的。日本人追出来的时候，正好撞上巡逻的韩三炮。俩人都被抓了，送到了审讯室。值班的人是包达。这个日本人，还真是来杀小桃红的——她黑了日本人的钱。但特务见到她之后改了主意，然后栽在了这条邪念上。胡三喜被提到审讯室的时候，血都凉了。小桃红是日本人的线人？他连自己怎么死的都想好了。
包达也有点挠头。小桃红确实收了日本人的钱，也答应了给他们办事——这一点她自己认了。但她收了钱之后，反手把日本人给坑了，拿着定金赎了身跟胡三喜跑了。这算什么？到底算不算线人？这女人说的是不是实话？包达画魂儿了，把情况上报给了陆景澄。
陆景澄大半夜被叫起来。他依旧板着一张死人脸，看不出什么情绪。进了审讯室，他看了看小桃红，又看了看胡三喜，没说话。过了几分钟，外面走进来一个人，手里拿着几张纸交给陆景澄。陆景澄冲那人点点头，说了声谢谢。这是给陈默面子——汗青堂的人帮他查了，他道一声谢。然后他开始仔细地看那几张纸。
小桃红的瞳孔缩了一下。送文件的这个人，她见过，在工地——一个话很少、只知道闷头干活儿的汉子。她一直以为他就是个普通工人，力气大、不偷懒、不跟人聊天。现在她明白了，他从来不闲聊，是因为他的耳朵一直在听。她后背渗出冷汗——自己跟隔壁工棚的姐妹抱怨吃不饱、骂调度室审核太慢，那些话他是不是都记下来了。
小桃红想的八九不离十。那个男人是陈默手下的汗青堂暗桩。他递上来的报告里，没有结论，没有推测，只有记录：某月某日，目标与邻棚某人交谈，抱怨审核太慢；某月某日，有人夜间进入目标住所，逗留若干时间后离开；某月某日，目标与某人发生口角。每一条都精确到时辰，每一条都能交叉印证。如果小桃红今晚在审讯室里撒了谎，这份报告就是她棺材板上的最后一颗钉子。
陆景澄终于开口了：“小桃红。哈尔滨的红倌人，被胡三喜从楼子里赎出来，被金在根送到这里。你有真名吗？”
小桃红手指甲几乎要抠进肉里。她知道在这种地方越撒谎死得越快，索性豁出去了：“长官，我真名叫陶桃。我十一岁被赌鬼老爹卖进了楼子。”她讲得非常细致——第一次接客，第一次接触日本人，日本人怎么找上她，给她多少钱，让她把胡三喜手里的名额搞到手，她怎么收了定金又怎么反悔，怎么拿那笔钱赎了身，怎么跟胡三喜跑到了苏美洋。她什么都说了，生怕漏掉什么。
陆景澄一点都不着急，坐在桌后，饶有兴致地听着。屋里除了小桃红的声音，只有书记员笔尖沙沙的记录声。等她全部说完，陆景澄沉默了好一会儿，把汗青堂的报告轻轻放在桌上，忽然问了一句：“你从哈尔滨跑出来那天，日本人给你的定金，还剩多少？”
小桃红愣了一下，下意识地答：“都给了三喜哥——赎身后，剩下的钱全给他，我们说好的。”
陆景澄没有再问。他低头又看了一眼报告，然后把那几张纸收进了抽屉里。他相信她说的是真的。一个撒谎的人，不会把细节记到这一步。一个真正的线人，不会蠢到把日本人的定金转手交给一个苏美洋的警卫。但让他最终确认的，不是这些——是那个暗桩在报告末尾标注的一段话：目标在工地期间，拒绝过三名工人的夜间探访，曾与其中两人发生争执，争执后独自哭泣。三人身份均已核实，确为工地工人。
陆景澄抬抬手，门口走过来一个人，他把手上的文件交给他，然后指了指身后的书记员的笔记道：“仔细查。”
那人拿起文件后，点点头道：“是，陆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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