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人知道他们在撒谎,但他们抓不到证据。牧民在草原上迁徙是天经地义的事。你不能禁止一个蒙古人转场,就像你不能禁止鱼在水里游。你只能说——“你的迁徙路线需要报备”。
牧人点头说好,然后选了另一条路。
苏联人施压、警告、甚至扣了几户人家的“征购款”作为惩罚。但越是这样,卖牛的人越多。因为账谁都会算——苏美洋给现钱,价高三倍,不欠账,不看你脸色。苏联人扣了我的钱,我卖给你?我卖给你奶奶个纂儿!
纳楚克从毡帐里出来的时候,天还没亮。草原上的风带着冻土的气息,吹得他的皮袍子猎猎作响。他把烟叼在嘴里,火柴划了好几下才划着,火苗在他指尖跳了一下,映亮他眉间那道被风沙刻出来的竖纹。
身后的毡帐里,老牧人的烟锅又亮了一下。
那一点火星在黑暗中明灭不定,像草原上远处不知名的狼眼。纳楚克翻身上马,马鞍旁边挂着的帆布包里,银元碰撞的声响细碎而沉闷。他没有回头。他知道身后那盏烟锅会替他把消息传到更远的地方。
苏联人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失去的不只是外蒙的牛羊肉。他们失去的是整个草原的人心——而人心这东西,一旦散了,就很难再拢回来了。
西线,走草原。从关内的北平、天津、热河出发,走多伦、张家口,转驼队、马队、汽车,沿张库大道往库伦方向,或走热河至呼伦贝尔草原道,穿过东蒙古、科尔沁、呼伦贝尔草原,避开满洲里、海拉尔的日伪据点,走边境草原小道,直接进入苏美洋控制区。这条线运力有限,但胜在隐秘。粮食、煤炭、矿石、皮毛、轻武器、化工原料——那些散装的、耐折腾的、经得起风沙和颠簸的货物,走这条线最稳当。
东线,走水路。天津港、烟台港装船,挂外国旗,伪装成普通商船,不进大连、营口的内港,在外海锚地转内河小货轮、江轮,沿辽河、松花江北上,避开哈尔滨,走呼兰、通河、佳木斯一线,进入黑龙江干流,直达苏美洋。运量大、速度快,但风险高——日伪的控制区像一根绷紧的弦,稍有不慎就会崩断。
东南线,几乎就是走私。走吉敦线、敦图线,过图们江进入朝鲜北部的罗津、清津港,装外国船,从日本海北上,绕库页岛,进入黑龙江口、鞑靭海峡,直达苏美洋。这是最绕远的一条路,也是最安全的一条路——因为日本人想不到有人敢从他们的鼻子底下走。
北线,最野,也最机密。从关内走热河、通辽,走洮昂铁路到洮南、白城,弃铁路,转森林小道、伐木道、抗联密营通道,穿大兴安岭东麓、小兴安岭,直达孙吴、黑河、逊克等苏美洋核心区。这条路的优点是隐蔽,缺点是——大兴安岭的冬天能把人活活冻死在路上。
楚中天站在地图前,手指从一条线划到另一条线,划了一个来回。郭松龄坐在边上,手里夹着烟,没点。他的眼睛下面挂着两团青黑,像是被人用墨笔在颧骨上点了两下。
“西线运力不够。”郭松龄说,“走张库大道,骆驼队一个月跑不了几个来回。就算加上汽车,也不够苏美洋的胃口。”
“东线风险太高。”姜登选的手指在哈尔滨的位置上点了点,“这里卡着铁路枢纽,日本人查得严。一旦被扣住,整条线都废了。”
“东南线绕得太远。”张学良把烟叼在嘴里,没点,“走朝鲜海路,船期长,周转慢。而且朝鲜北部那几个港口,日本人的特务也不少。”
“北线……”楚中天的手指停在大兴安岭的位置上,没有往下说。
屋子里安静了片刻。四个人互相看着,谁也不愿意第一个拍板。
芬恩坐在边上,手里端着一杯茶,茶已经凉了,他没喝。他看着面前这几个眼袋比眼睛还大的家伙,嘴角动了一下,像是在忍笑,又像是在叹气。
“先安排人趟趟路吧。”他终于开口了,把茶杯放在桌上,杯底磕在木面上发出一声轻响,“每一条都派人走,走通了再说。狡兔三窟——窟不怕多,怕的是到了要用的时候,窟还没挖好。”
楚中天点了点头,把地图收起来。张学良站起来的时候椅子往后蹭了一下,椅子腿在地面上刮出一声短促的尖音。郭松龄把没点的烟从嘴里拿下来,塞回烟盒里。姜登选最后一个走,走到门口时停了一下,回过头。
“芬恩先生,您刚才说还有一条路?”
芬恩把烟叼在嘴里,火柴划了一下,没着。又划了一下,火苗跳起来,照亮了他下巴上没刮干净的胡茬。
“嗯。”他说,“还有一条路。不过不急,等我想清楚了再说。”
几天后,约瑟夫·克拉克·格鲁到访苏美洋。
这位是谁呢?哈佛毕业,东海岸贵族俱乐部成员,华尔街最信任的外交官之一,现任美国驻日大使。他跟摩根、杜邦、华尔街的很多大佬关系都很好,在东京说话比国务卿还管用——日本政府、军部、外务省都认他。而且他不是资本家,不是摩根杜邦的股东,不做投机买卖,不靠生意分红。纯老牌精英职业外交官,身家清白、名声体面、仕途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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