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人知道他们在撒谎，但他们抓不到证据。牧民在草原上迁徙是天经地义的事。你不能禁止一个蒙古人转场，就像你不能禁止鱼在水里游。你只能说——“你的迁徙路线需要报备”。
牧人点头说好，然后选了另一条路。
苏联人施压、警告、甚至扣了几户人家的“征购款”作为惩罚。但越是这样，卖牛的人越多。因为账谁都会算——苏美洋给现钱，价高三倍，不欠账，不看你脸色。苏联人扣了我的钱，我卖给你？我卖给你奶奶个纂儿！
纳楚克从毡帐里出来的时候，天还没亮。草原上的风带着冻土的气息，吹得他的皮袍子猎猎作响。他把烟叼在嘴里，火柴划了好几下才划着，火苗在他指尖跳了一下，映亮他眉间那道被风沙刻出来的竖纹。
身后的毡帐里，老牧人的烟锅又亮了一下。
那一点火星在黑暗中明灭不定，像草原上远处不知名的狼眼。纳楚克翻身上马，马鞍旁边挂着的帆布包里，银元碰撞的声响细碎而沉闷。他没有回头。他知道身后那盏烟锅会替他把消息传到更远的地方。
苏联人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失去的不只是外蒙的牛羊肉。他们失去的是整个草原的人心——而人心这东西，一旦散了，就很难再拢回来了。
西线，走草原。从关内的北平、天津、热河出发，走多伦、张家口，转驼队、马队、汽车，沿张库大道往库伦方向，或走热河至呼伦贝尔草原道，穿过东蒙古、科尔沁、呼伦贝尔草原，避开满洲里、海拉尔的日伪据点，走边境草原小道，直接进入苏美洋控制区。这条线运力有限，但胜在隐秘。粮食、煤炭、矿石、皮毛、轻武器、化工原料——那些散装的、耐折腾的、经得起风沙和颠簸的货物，走这条线最稳当。
东线，走水路。天津港、烟台港装船，挂外国旗，伪装成普通商船，不进大连、营口的内港，在外海锚地转内河小货轮、江轮，沿辽河、松花江北上，避开哈尔滨，走呼兰、通河、佳木斯一线，进入黑龙江干流，直达苏美洋。运量大、速度快，但风险高——日伪的控制区像一根绷紧的弦，稍有不慎就会崩断。
东南线，几乎就是走私。走吉敦线、敦图线，过图们江进入朝鲜北部的罗津、清津港，装外国船，从日本海北上，绕库页岛，进入黑龙江口、鞑靭海峡，直达苏美洋。这是最绕远的一条路，也是最安全的一条路——因为日本人想不到有人敢从他们的鼻子底下走。
北线，最野，也最机密。从关内走热河、通辽，走洮昂铁路到洮南、白城，弃铁路，转森林小道、伐木道、抗联密营通道，穿大兴安岭东麓、小兴安岭，直达孙吴、黑河、逊克等苏美洋核心区。这条路的优点是隐蔽，缺点是——大兴安岭的冬天能把人活活冻死在路上。
楚中天站在地图前，手指从一条线划到另一条线，划了一个来回。郭松龄坐在边上，手里夹着烟，没点。他的眼睛下面挂着两团青黑，像是被人用墨笔在颧骨上点了两下。
“西线运力不够。”郭松龄说，“走张库大道，骆驼队一个月跑不了几个来回。就算加上汽车，也不够苏美洋的胃口。”
“东线风险太高。”姜登选的手指在哈尔滨的位置上点了点，“这里卡着铁路枢纽，日本人查得严。一旦被扣住，整条线都废了。”
“东南线绕得太远。”张学良把烟叼在嘴里，没点，“走朝鲜海路，船期长，周转慢。而且朝鲜北部那几个港口，日本人的特务也不少。”
“北线……”楚中天的手指停在大兴安岭的位置上，没有往下说。
屋子里安静了片刻。四个人互相看着，谁也不愿意第一个拍板。
芬恩坐在边上，手里端着一杯茶，茶已经凉了，他没喝。他看着面前这几个眼袋比眼睛还大的家伙，嘴角动了一下，像是在忍笑，又像是在叹气。
“先安排人趟趟路吧。”他终于开口了，把茶杯放在桌上，杯底磕在木面上发出一声轻响，“每一条都派人走，走通了再说。狡兔三窟——窟不怕多，怕的是到了要用的时候，窟还没挖好。”
楚中天点了点头，把地图收起来。张学良站起来的时候椅子往后蹭了一下，椅子腿在地面上刮出一声短促的尖音。郭松龄把没点的烟从嘴里拿下来，塞回烟盒里。姜登选最后一个走，走到门口时停了一下，回过头。
“芬恩先生，您刚才说还有一条路？”
芬恩把烟叼在嘴里，火柴划了一下，没着。又划了一下，火苗跳起来，照亮了他下巴上没刮干净的胡茬。
“嗯。”他说，“还有一条路。不过不急，等我想清楚了再说。”
几天后，约瑟夫·克拉克·格鲁到访苏美洋。
这位是谁呢？哈佛毕业，东海岸贵族俱乐部成员，华尔街最信任的外交官之一，现任美国驻日大使。他跟摩根、杜邦、华尔街的很多大佬关系都很好，在东京说话比国务卿还管用——日本政府、军部、外务省都认他。而且他不是资本家，不是摩根杜邦的股东，不做投机买卖，不靠生意分红。纯老牌精英职业外交官，身家清白、名声体面、仕途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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