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的批复像冬日的雪一样，来得缓慢又沉重。丁汝昌的奏折递上去一个月，才有消息从京城传回——总理衙门虽未直接驳回，却在回函里堆满了“需审慎”“防滋扰”“节糜费”之类的字眼，只说“已令驻英公使龚照瑗设法探询诺贝尔行踪，余事待议”。
“待议？”李和拿着回函，眉头拧成个疙瘩，“等他们议出个结果，日本人的炮弹怕是都要打到威海卫了。”
丁汝昌坐在太师椅上，手指摩挲着茶杯沿，杯里的茶水早已凉透。“朝堂上的事，急不来。”他声音里带着疲惫，“户部那边本就对水师经费卡得紧，现在要请个洋人来，光是‘束修’（酬金）就不是小数目，那些言官少不得要参奏几句‘崇洋媚外’。”
正说着，门房来报，说王师傅带着火药坊的几个老工匠求见。李和心里一动，忙请他们进来。
王师傅等人刚从工坊过来，身上还带着硝石和硫磺的味道。为首的老工匠姓赵，是从江南制造局调来的，做了一辈子火药，手上满是被火药熏黑的裂纹。他把一个布包放在桌上，打开来，里面是几块颜色深浅不一的药饼。
“军门，李管带，”赵师傅声音沙哑，“这是咱们试的新配方，加了些硝酸钾，威力是大了点，可性子太烈，昨天压药饼的时候炸了，伤了两个徒弟。”他指了指最深色的那块，“这玩意儿跟谍报说的下濑火药没法比，人家是‘见火就着’，咱们这是‘不见火也可能炸’。”
王师傅在一旁叹气：“不是咱手笨，是真没见过那新式火药的门道。听说下濑火药里掺了苦味酸，可那东西怎么提纯，怎么跟其他药料配，咱们摸不着头脑。赵师傅说，这得懂‘化学’，不是光凭经验就行。”
李和拿起一块药饼，沉甸甸的，表面粗糙。他忽然想起在上海见过的诺贝尔炸药样品，同样是烈性炸药，却能做成稳定的药柱，用锤子砸都不炸。这就是技术的差距，隔着一层窗户纸，却像隔着万水千山。
“赵师傅，王师傅，”李和语气郑重，“你们放心，朝廷那边虽没准信，但人咱们必须请。就算总理衙门慢，咱们自己也得想办法。”
他转身对丁汝昌道：“军门，不如咱们先以水师名义，给诺贝尔先生发一封私函？说明咱们的困境，请他无论如何来看看。费用方面，咱们从舰船维修的款项里匀一点，先垫上。”
丁汝昌沉吟片刻，点了点头：“也好。死等不是办法。你亲自写这封信，把北洋的难处说透，也把咱们的诚意说足。就说……中国水师不求称霸，只求自保，若他肯相助，便是帮千万百姓守住海疆。”
李和的信写得格外恳切。他没提朝堂的争论，只说威海卫有一群执着的工匠，正为守护海疆而钻研火药，却苦于没有门路；又说日军的新式火药已对中国舰船构成威胁，若不能迎头赶上，一旦开战，不知多少将士要葬身火海。最后，他附上了赵师傅等人试验失败的记录，字里行间都是急迫与真诚。
信写好后，托英国驻烟台领事转交。可左等右等，一个月过去，却如石沉大海。眼看到了腊月，威海卫下起了雪，港湾里结了层薄冰，诺贝尔那边依旧没有消息。
周福成急得嘴上起泡：“莫不是那洋人看不上咱们？还是觉得咱们给不起钱？”
李和倒没太沮丧。他知道诺贝尔不仅是发明家，更是个关注和平的人——据说他晚年设立诺贝尔奖，就是希望用自己的财富推动人类进步。这样的人，或许不会对“守护海疆”的恳求无动于衷。
转机出现在腊月初八。英国领事派人送来一封厚厚的信，信封上盖着瑞典斯德哥尔摩的邮戳。李和几乎是抢着撕开，里面是几页用英文写的回信，末尾签着“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他连忙拆开信封，信里说，诺贝尔收到了他的信，对北洋水师的困境深表同情，也对中国工匠的执着印象深刻。他坦言自己近年已很少涉足军用炸药研究，但理解“以防御求和平”的必要。
“……若中国确有需要，我可于明年春季启程。”信中写道，“无需重金，只需提供一间设备齐全的实验室，让我能与贵国工匠共同试验。此外，我希望能亲眼看看贵国的舰船与火药坊，了解实际需求，而非纸上谈兵。”
最让李和振奋的是最后一句：“听闻贵国工匠善用本土材料改良技艺，这正是我感兴趣的。或许，我们能从彼此的经验中，找到更好的答案。”
“成了！”李和把信递给丁汝昌，声音都有些发颤，“他答应来了！”
丁汝昌戴上眼镜，逐字看着译文，原本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他拿起朱笔，在信的末尾画了个圈：“好！立刻回信，告诉他实验室我们马上建，舰船随时可以看，只要他能来，一切都好说！”
消息传到火药坊，赵师傅和王师傅他们正在熬硝石，闻言都扔下手里的活，跑到院子里互相道贺。赵师傅抹了把脸，把沾着硝粉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我说啥来着？真有本事的人，不在乎钱，在乎的是能不能做点实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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