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娟在市场的人潮中松开了五岁儿子小宝的手，不过弯腰挑个西红柿的工夫。
她记得小宝那天穿着蓝黄相间的海军条纹衫，新买的，领口还绣着艘小帆船。头发刚理过，后颈处推得干干净净，露出青涩的发茬。
“妈妈，我想吃西瓜。”这是小宝说的最后一句话。
十五年后，李娟站在山西一个偏僻村庄的土坯房前，口袋里揣着已经发黄的寻人启事，上面印着小宝五岁时的笑脸。风吹过黄土高原，扬起一阵沙尘，她眯起眼，看着那个从矮墙后走出来的青年。
他很高，肩膀宽阔，但眉眼间还留着当年那个孩子的轮廓。
“你找谁？”青年问，声音低沉，带着浓重的当地口音。
李娟的嘴唇动了动，却发不出声音。十五年的寻找，一万多公里的跋涉，无数次希望与失望的交替，此刻都凝固在这个平凡的午后。
“我是志愿者，来做家访的。”她最终说道，声音出奇地平静。
2005年夏天，小宝失踪的第三天，李娟的丈夫王建军已经砸坏了家里的两部电话。警察立案了，但监控探头在那个年代还是稀罕物，市场周边一个都没有。
“孩子丢了，你们就当是意外怀孕，再生一个吧。”一个老警察这样劝他们，王建军差点和他打起来。
李娟没有说话。她只是坐在小宝的床上，叠着他前一天换下来的小衣服，一遍又一遍。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灰尘在光柱中飞舞，就像小宝常说的“会跳舞的小星星”。
三个月后，王建军开始喝酒。半年后，他第一次提出了“再生一个”的想法。
李娟盯着他，眼神像刀子：“那小宝呢？我们不要他了？”
“不是不要！可日子总得过下去啊！”王建军摔门而出。
李娟继续寻找。她辞去了纺织厂的工作，拿着他们不多的积蓄，踏上了寻子之路。最初，她只是寻找自己的孩子，后来开始留意其他失踪儿童的信息。再后来，她加入了志愿者组织，成为了“李姐”——一个在打拐圈子里小有名气的名字。
2008年冬天，在河南某地，她帮助一对老夫妇找到了被拐三年的孙女。孩子被找到时，正穿着不合身的棉袄在路边玩雪，小脸冻得通红。当民警把孩子抱过来时，她怯生生地回头看着那个买她的“奶奶”，哭喊着不肯离开。
“你们是谁？我要回家。”孩子说。
那一刻，李娟突然意识到，即使找到小宝，他可能也不再是那个记忆中的孩子了。
2010年，王建军提出了离婚。他把房子和存款都留给了李娟。
“我不是不爱小宝，只是我活不下去了，娟子。”他临走时说，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你一个人，别再折腾自己了。”
李娟点点头，递给他一个包裹：“里面是厚衣服，天冷了，照顾好自己。”
她望着前夫离去的背影，摸了摸口袋里的药瓶——医生新开的抗抑郁药，她已经吃了半年。
2015年，李娟在广西一个偏远山村帮助警方解救一名被拐儿童时，遇到了改变她寻子之路的关键证人——一个曾经参与过拐卖儿童、如今病入膏肓的中年妇女陈嫂。
“我造孽啊，”陈嫂躺在破旧的床上，气管里带着痰音，“2005年，我在河北经手过一个男孩，五岁，穿海军衫，特别聪明。”
李娟的手开始发抖，但她强忍住激动，平静地问：“你还记得具体细节吗？”
“那孩子死活不肯叫新爸妈，哭了整整一个月。后来被转手到了山西一带，说是那家不能生，想要个男孩传宗接代。”
“有什么特征吗？孩子或者那家人？”
陈嫂想了想：“那家好像姓张，是烧窑的。孩子右边耳朵上是不是有个小肉瘤？”
李娟的眼泪终于决堤。那是小宝，耳朵上的小肉瘤是出生时就有的，医生说是良性的，可以等大一点再切除。
“谢谢你，”李娟握住陈嫂枯瘦的手，“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陈嫂苦笑：“妹子，要是找到孩子，他可能已经不认得你了。你想过吗？”
李娟沉默良久，点点头：“我想过。但只要他活着，过得好，我就知足了。”
这不是真话，至少不完全是。每个夜晚，她都梦见小宝扑进自己怀里的场景。但十五年的寻找让她明白，现实从不按梦想的剧本上演。
线索指向山西省一个偏僻的县城。李娟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到这里，暗中打听姓张的窑户。当地人对陌生人很警惕，尤其是打听孩子的事。
“你说老张头啊？他家强子不是在北京打工吗？”一个杂货店老板告诉她。
李娟心跳加速：“强子多大了？”
“二十出头吧？具体不清楚，老张头一家搬来没多久，不是本地人。”
几天后，李娟终于在一所简陋的平房外看到了那位“老张头”。他六十多岁，背微驼，正蹲在门口修三轮车。一个老妇人坐在院子里拣豆子，应该是他的老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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