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开始对全村进行排查。王各庄不过百来户人家，大多是几十年的老邻居，彼此知根知底。当排查到赵老四家时，他正端着碗吃早饭。
“昨晚听见什么异常没？”张立伟问。
赵老四放下碗，摇摇头：“我睡得死，什么也没听见。今天早上才听说老王叔家出事了。这些天杀的拐子，抓到就该枪毙！”
他说话时眼神坚定，没有丝毫躲闪。他家院子整洁，没有可疑痕迹。当警方提出要查看他家时，他痛快地答应了。搜查结果一无所获。
村里的监控少得可怜，仅有的两个摄像头也被人提前破坏了。供电系统遭到专业破坏，短时间内无法恢复。调查陷入僵局。
案发后的几天，赵老四成了王家的常客。他每天都会去慰问，有时带点自己种的蔬菜，有时帮忙干点杂活。
“秀英婶，有点线索没？”他常常这样问，一副关切的样子，“警察怎么说？”
李秀英总是泪流满面：“没消息，一点消息都没有。”
赵老四便会叹气道：“这帮警察也是没用。不过您放心，天网恢恢，坏人跑不了。”
每当警方有新的进展或调整侦查方向，赵老四总能第一时间知道，并通过各种渠道将消息传出去。他成了歹徒安插在案件中心的一只眼睛，时刻注视着警方的动向。
王老汉的儿子王大力和儿媳赵梅在省城经营一家小餐馆，生意刚有起色。接到消息后，他们立即赶回老家。赵梅看到空荡荡的婴儿床，当场晕厥。王大力强忍悲痛，发誓要找回儿子。
“爸，妈，我和赵梅决定把店关了，专心找孩子。”王大力对父母说。
王老汉低着头，不敢看儿子的眼睛。自从孙子被抢后，他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背驼了，头发全白了。
“是我没用，没保护好小小宝。”他反复念叨着这句话。
案发一个月后，警方依然没有突破性进展。王大力和赵梅打印了成千上万份寻人启事，开始踏上天南地北的寻子之路。他们跑遍了全国三十多个省，每次听说有疑似被拐儿童的消息，就会立刻赶去确认。
有一次，他们听说千里之外的一个县城福利院有个孩子很像小小宝，连夜坐火车赶去。结果那孩子已经三岁多了，根本不是他们的儿子。赵梅在福利院门口瘫倒在地，嚎啕大哭。
“我的儿子，你在哪啊？”她的哭声引得路人纷纷侧目。
与此同时，被抢走的小小宝正被囚禁在离王各庄不到一百公里的一个县城里。买下他的是一对不能生育的夫妇，男人叫孙老五，女人叫李红。他们花了五千块钱从中间人手中买下孩子，本以为可以就此延续香火。
但小小宝的到来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欢乐。孙老五酗酒成性，每次醉酒回家，看到哭闹的孩子就会发脾气。
“哭什么哭！再哭把你关小黑屋！”他经常这样威胁一个不到一岁的婴儿。
李红起初还想好好对待这个买来的孩子，但她的耐心很快被孩子的哭闹和丈夫的暴力消磨殆尽。一天，在孙老五的怂恿下，她真的把两岁的小小宝关进了储藏室。
“让他长长记性，看他还哭不哭。”孙老五醉醺醺地说。
小黑屋里堆满杂物，只有一扇小窗户透进微弱的光线。孩子在里面吓得大哭，直到嗓子哭哑，才慢慢安静下来。从此，关小黑屋成了家常便饭。
另一边，王各庄的王老汉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案发三年后，他被诊断出肺癌晚期。临终前，他拉着老伴的手说：“一定要找到小小宝，不然我死不瞑目。”
李秀英泪如雨下：“你放心，一定会找到的。”
王老汉的葬礼很简单，村里人都来了。赵老四忙前忙后，帮忙张罗丧事，仿佛真是王家的贴心人。但每当警车出现在村里，他总会变得异常紧张。
随着时间流逝，这起婴儿抢劫案渐渐被外人遗忘，只有当事人家庭和警方仍在坚持。李秀英独自守着老屋，每年春节，当别家团圆时，她总是拒绝儿子媳妇的邀请，一个人守岁。
“小小宝要是活着，应该会回来找奶奶的。”她总是这么说。
转机出现在2024年春天。公安部升级了DNA数据库，要求各地警方重新检测入库的DNA样本。一天，王大力接到一个电话：“王先生，我们比中了一个DNA样本，相似度高达99.9%，很可能是您的儿子。”
王大力手一抖，手机差点掉在地上：“在哪？我儿子在哪？”
被警方找到时，小小宝——现在叫孙小明的年轻人——正在一家修车厂当学徒。他瘦小、沉默，眼神中有着与年龄不符的警惕和恐惧。当警方告诉他身世时，他先是震惊，继而愤怒。
“他们买了我，又虐待我，现在告诉我不是亲生的？”孙小明苦笑道。
通过孙小明养父母的回忆和指认，警方顺藤摸瓜，很快锁定了四名犯罪嫌疑人。赵老四在被捕时表现得异常平静，仿佛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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