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南方小城临江市的街头多了一个流浪汉。
他叫沈默，是《晨光日报》的调查记者，但此刻没人认得出来。油腻打绺的头发黏在额头上，脸上满是尘土与不明污渍，身上那件破旧夹克散发着难以名状的气味。他蜷缩在银行自动取款机的小隔间里，目光呆滞，嘴角挂着不合时宜的笑意。
这是沈默伪装成智障流浪汉的第五天。
沈默的计划始于一个月前。报社接到匿名举报，称临江市周边存在多家使用智障劳工的黑窑厂。举报人声称，这些工人“像牲口一样被买卖，每天工作十六小时以上，完不成任务就遭殴打，甚至有人被活活累死”。
由于缺乏证据，警方难以立案。主编办公室里，沈默看着手中薄薄的举报信，抬头道：“我去卧底。”
“太危险了，那些地方......”主编老陈欲言又止。
“总得有人去。”沈默平静地说。
接下来的准备细致而痛苦。沈默研究智障人士的行为特征，学习如何模仿他们的言行举止。他故意一周不洗澡，用垃圾桶里的食物残渣涂抹衣服，甚至练习如何在公共场合表现得“惹人注目又令人厌恶”。
“你确定要这样？”助手林小雨看着沈默的样子，眼中满是忧虑。
“越惹眼，越容易被盯上。”沈默平静地说。
临江市的秋日依旧闷热，沈默开始了他的“表演”。
每天清晨，他蹒跚地走过早点摊，捡拾地上的食物残渣。中午，他在垃圾桶里翻找，将发馊的饭菜塞进嘴里，引得路人纷纷侧目。下午，他在街角喃喃自语，时而大笑时而哭泣。傍晚，他蜷缩在银行自动取款机的小隔间，不顾保安的驱赶，倒头就睡。
第十五天，变化来了。
沈默注意到有辆银色面包车连续三天在他活动的区域缓慢行驶。车上两人，一个戴鸭舌帽的瘦子开车，另一个光头壮汉坐在副驾驶，目光在街上搜寻。
那天下午，沈默正蹲在垃圾桶旁“大快朵颐”时，光头壮汉走了过来。
“喂，傻子，这能吃吗？”壮汉用脚踢了踢垃圾桶。
沈默抬起头，咧开嘴傻笑，口水顺着嘴角流下。他抓起一把发霉的面包屑，递向壮汉：“吃...好吃...”
壮汉皱眉后退一步，与瘦子交换了一个眼神。瘦子从车里拿出半瓶矿泉水，拧开瓶盖，将水倒在沈默面前的空地上。
“喝吧，傻子。”
如果沈默表现出任何迟疑或尊严，伪装就会失败。他毫不犹豫地趴在地上，像狗一样舔舐水泥地上的水渍。
壮汉笑了，那是猎人看到猎物落入陷阱时的笑容。
两天后的深夜，沈默“睡”在银行隔间时，被人粗暴地拖了出来。他甚至没看清他们的脸，就被塞进面包车，嘴巴被胶带封住，眼睛被黑布蒙上。
车开了大约两小时，停在一处偏僻院落。沈默被推下车，黑布被揭开。
眼前是个满脸横肉的中年男人，人贩子们都叫他“老刀”。老刀捏着沈默的下巴，左右端详：“就这货色，五百块？”
光头壮汉赔笑：“老刀哥，别看脏，身子骨结实，能干活。”
老刀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五百块钱，扔给壮汉：“下次带好货来。”
就这样，沈默以五百元的价格，被卖到了临江市郊外的“顺发”砖厂——一座隐藏在偏僻山谷中的黑窑厂。
砖厂的景象让见多识广的沈默也感到窒息。
三十多名工人像幽灵般在尘土飞扬的场地上移动，将黏土装入模具，搬运沉重的砖坯，推进高温窑炉。他们大多眼神呆滞，衣衫褴褛，身上随处可见淤青和伤疤。
监工是个绰号“铁棍”的凶悍男人，手持一根包铁木棍，在工地上来回巡视。稍有懈怠，木棍便会毫不留情地落下。
沈默被分到最苦的运土组，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搬运数十吨黏土。完不成定额，不仅会遭殴打，还领不到那仅有的两个硬馒头。
这里的“床”是铺在地上的草席，三十多人挤在一间漏风的工棚里。夜里，沈默听着工友们因伤痛发出的呻吟，闻着空气中霉味、汗臭和脓血的混合气味，难以入眠。
更让他心碎的是工人们的状况。有人腿上的伤口已经化脓，却仍被逼着干活；有人高烧不退，却被“铁棍”用冷水浇醒；有人试图逃跑，回来后被打断了腿，扔在工棚角落自生自灭。
沈默的鞋子右鞋跟是特制的，藏着一台微型摄像机。每天，他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下这里的一切：工人们被殴打的场面，非人的工作环境，监工的暴行，以及那些麻木绝望的面孔。
在砖厂的日子里，沈默结识了“老石头”——一个年近五十的工人，是这里最清醒的智障者。老石头能简单交流，他告诉沈默，自己是被一个“好心叔叔”带上车，卖了四百块钱。
“我想妈妈。”一天夜里，老石头突然对沈默说，昏黄灯光下，他浑浊的眼睛里竟有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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