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国把最后一张煎饼糊推开时，手腕抖了一下。金黄的蛋液在铁板上“滋啦”一声，摊出个不规则的形状。他皱了皱眉，用刮板小心修整边缘。二十年了，这是他第一次没摊出完美的圆形。
“叔，没事儿，我就爱吃不圆的煎饼。”排在第一个的大学生笑着说。
陈建国也笑，额角的皱纹挤成一堆。他今年五十三岁，在这条学府路煎饼摊后站了整整二十年。铁板换过三块，推车翻新过两次，儿子从襁褓里的婴儿变成了在北京工作的程序员，妻子在五年前病逝后，他就和这辆煎饼车相依为命。
撒葱花、刷酱、夹薄脆，动作娴熟得像是呼吸。清晨六点的学府路还没完全醒来，只有几个晨跑的老人和赶早自习的学生。陈建国喜欢这个时候，整条街的摊位陆续开张——豆浆油条的李姐、肉夹馍的老王、烤红薯的赵阿姨、麻辣烫的小夫妻……大家互相点点头，新的一天就开始了。
“老陈，今天气色不错啊！”隔壁肉夹馍的王大勇递过来一杯豆浆。
“还行。”陈建国接过来，喝了一口，甜得发腻，但他没说。他知道老王总是特意给他多加一勺糖，因为五年前他妻子去世那阵，他瘦了二十斤，老王就说“老陈你得吃点甜的，心里苦，嘴里得甜”。
这条三百米长的小吃街，是这座城市最有烟火气的地方。从清晨到深夜，二十几个摊位亮着温暖的灯，蒸腾的热气在冬夜凝成白雾，在夏夜则化作星星点点的汗水。大学生们把这里叫做“深夜食堂”，上班族下班路过总要带点什么，附近的居民更是把每个摊主都当成了老街坊。
变故发生在一个星期三的早晨。
陈建国没来。
起初没人注意，直到早上七点，他的摊位还是空着。李姐嘟囔了一句“老陈今天睡过头了？”王大勇打了个电话，没人接。到九点，学府路的小吃摊主们开始觉得不对劲了——二十年，陈建国只歇过三天，那是他妻子去世的时候。
消息是中午传来的。赵阿姨在医院当护工的侄女说，老陈昨天夜里被送进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了，肾癌晚期。
铁板上的油突然溅出来，烫伤了王大勇的手背，他竟没觉得疼。
那天下午，整条学府路异常安静。明明每个摊位都开着，却少了往日的吆喝和说笑。傍晚学生放学时，李姐给一个熟客打豆浆，手抖得洒了半杯。
“李姐，陈叔他……”熟客是个大四的女生，在陈建国那儿买了四年煎饼。
李姐点点头，又摇摇头，最后只是把豆浆杯塞满：“多喝点，热的。”
三天过去了。陈建国的煎饼车静静停在街尾，盖上防雨布，像个沉默的纪念碑。摊主们轮流去探望，带回的消息一次比一次糟。癌细胞已经扩散，手术意义不大，化疗费用高得吓人，老陈的积蓄在妻子治病时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听说他儿子正在凑钱，把北京的房子挂了急售。”王大勇在第四天傍晚收摊时说。几个摊主聚在他的肉夹馍摊前，烟雾缭绕——平时不抽烟的李姐也点了一根。
“北京房子卖了，他儿子住哪儿？”麻辣烫摊的小刘问，他今年才二十五岁，和妻子刚在这条街站稳脚跟。
没人回答。铁板上最后一点油渣“噼啪”响了一声。
第五天清晨五点，天还没亮，学府路却比往日更早地苏醒了。二十几个摊主几乎同时出现，默默地准备着食材。没有人组织，没有人说话，但某种无声的共识在晨雾中弥漫。
李姐第一个拿出手机。她的豆浆摊用的是女儿的旧手机，套着个粉红色的卡通壳。她点开收款码，仔细看了很久，然后打开相册，找到一张截图——那是陈建国的微信收款码，上周老陈手机没电，借她手机收过一笔钱。
“老李，你这是……”王大勇走过来，手里也拿着手机。
“换个收款码，又不费事。”李姐低着头，把截图设为收款码，动作有些笨拙，她不太会用这些新功能。
王大勇沉默了几秒，走回自己摊位。五分钟后，他的肉夹馍摊前贴出了新的收款码——同样是陈建国的。
像涟漪扩散开来。
赵阿姨的烤红薯摊、小刘的麻辣烫摊、卖糖炒栗子的老周、炸串的年轻情侣、鸡蛋灌饼的小夫妻……一个接一个，无声地更换着手机屏幕上的二维码。没有讨论，没有商议，只有偶尔交汇的目光和微微的点头。
清晨六点，第一批学生出现在学府路。
“阿姨，一杯豆浆，一根油条。”一个戴眼镜的男生递过手机。
李姐指了指贴在车上的新收款码：“扫这个。”
男生扫了，付款成功，备注自动显示“*建国”。他愣了一秒，抬头看向李姐。李姐正在舀豆浆，没有看他，只是眼眶有些红。
消息传得比晨风还快。
上午十点，学府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每个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队。附近大学的学生来了，附近办公楼的上班族来了，住在几公里外的居民也来了。队伍从街头排到街尾，又蜿蜒折返，像一条温暖的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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