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秋天来得特别早，十月的林城已是枫叶如血。苏建国推开自家超市的门，门上的风铃清脆作响。妻子李秀英正低头理货，货架上的商品码得整整齐齐，像士兵列队。超市虽不大，但靠着夫妻俩二十多年的勤恳，已在这个小城里扎下了根。
“秀英，闺女来电话了。”苏建国把手机递给妻子，声音里有掩不住的喜悦。
电话那头是女儿苏雨晴清脆的声音：“妈，我怀孕了！医生说预产期在明年四月。”
李秀英的手微微颤抖，眼眶瞬间湿润。挂断电话后，老两口相视而笑，却又在笑容里看到彼此的担忧。
苏雨晴是他们唯一的女儿，从小聪慧可人。2022年，她还在上大学时，苏建国就郑重对她说：“晴晴，爸不图你嫁得多富贵，就希望你别走太远。北方的姑娘嫁到南方，水土不服，受了委屈都没处说。”
那时苏雨晴不以为意，抱着父亲的胳膊撒娇：“爸，都什么年代了，高铁飞机多方便。”
一语成谶。大四实习期间，苏雨晴在南方一家互联网公司认识了程浩。程浩是地道的南方人，说话带着软糯的口音，做事细致体贴。毕业后，苏雨晴不顾父母反对，执意留在南方工作。两年后，她和程浩谈婚论嫁。
订婚结婚本是两家人的大事，可程浩的父母从未踏足过林城。反倒是苏建国夫妇，两次辗转千里赴南方。第一次是订婚，第二次是婚礼。每次都是老两口拎着大包小包的北方特产，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高铁。
“亲家工作忙，理解，理解。”每次李秀英都这样安慰丈夫，尽管她心里也堵得慌。
苏雨晴怀孕七个月时，妊娠高血压的征兆开始显现。苏建国夫妇早早备好了红包——给女儿和未来外孙的各一万元，给女婿的八千元，还特意给素未谋面的亲家公带了两条中华烟，给亲家母准备了高档护肤品，总共四万多元，用一个红色锦袋仔细装好。
“不管怎样，咱们礼数得到位。”苏建国对妻子说，“东西送到了，他们总该对晴晴好点。”
2025年3月，离预产期还有半个月，苏雨晴突然打电话，声音里带着哭腔：“妈，血压又高了，医生说要提前住院观察...”
李秀英二话没说，当天下午就关了店门，打电话叫来苏建国的两个兄弟——开长途货车的大哥苏建军和当驾校教练的弟弟苏建民。
“大哥，老三，得去趟南方，晴晴情况不太好。”
兄弟三人轮流开车，一千二百公里，星夜兼程。北方的夜风凛冽，刮在车窗上嘶嘶作响。苏建军握着方向盘，瞥了一眼后视镜里眉头紧锁的弟弟。
“建国，晴晴会没事的。现在的医疗条件好。”
苏建国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夜色，没说话。他想起了女儿小时候骑在他脖子上看元宵灯会的模样，想起了她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灿烂的笑容。那些画面在脑海中一一闪过，最后定格在她执意要去南方时倔强的眼神。
赶到医院时已是次日清晨，苏雨晴已经做完剖腹产手术，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如纸。旁边的小床上，一个小小的女婴正安静地睡着。
“爸，妈...”苏雨晴虚弱地睁开眼睛，泪水瞬间涌出。
李秀英快步上前，轻轻握住女儿的手：“没事了，晴晴，爸妈来了。”
苏建国站在床尾，看着女儿憔悴的面容，喉头哽咽。他转头看向那个小小的生命，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但随即注意到病房里只有女儿和婴儿，不见程浩，更不见亲家一家人。
“程浩呢？”他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和。
“他...他回家拿东西了。”苏雨晴眼神躲闪。
接下来的三天，苏建国夫妇日夜守在女儿病床前。李秀英从家里带来了红枣、枸杞，每天熬粥炖汤；苏建国笨拙地学着换尿布，给小外孙女拍嗝。
可程家父母始终没有出现。
第三天下午，程浩终于露面，手里拎着一袋水果，神色疲惫。
“爸，妈，辛苦你们了。”他将水果放在床头柜上，“我爸妈这两天家里有点事，走不开。”
傍晚，苏雨晴睡着后，李秀英去水房洗衣服，苏建国轻轻带上病房门，在走廊里叫住了正要离开的女婿。
“程浩，你跟我说实话，你父母为什么不来？”
程浩停下脚步，背对着岳父，肩膀微微塌下。良久，他才转过身，脸上满是疲惫和无奈：“爸，对不起...我爸妈...他们一直以为是个男孩，衣服、被子、玩具，准备的全是男孩的。知道是女孩后，我妈不太高兴，说老家有讲究，生女儿头三天婆婆不能见...”
苏建国觉得浑身的血都往头上涌，他死死攥着拳头，指甲陷进掌心。他想起了妻子怀孕时，母亲从老家赶来，守了三天三夜；想起了女儿出生时，全家人的喜悦；想起了这三天，他和妻子、兄弟轮流开车千里迢迢赶来，却连亲家的面都没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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