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城镇的夜晚，总是带着南国特有的潮湿与静谧。昏黄的路灯下，飞蛾不知疲倦地扑打着灯罩，在水泥地上投下晃动的影子。街上行人渐稀，唯有几家网吧的霓虹招牌还在固执地闪烁，吸引着那些不愿归家的年轻人。
李明就是其中之一。他推开网吧厚重的玻璃门，一股混合了泡面、汗味和香烟的气息扑面而来。他皱了皱眉，还是走了进去——至少这里比那个只有十五平米、住着五口人的家要宽敞些。
“明哥，来啦？”收银台后的网管小陈抬头打了个招呼，手指在键盘上飞舞，屏幕上是未完成的游戏。
李明点点头，递过身份证和十块钱：“老位置。”
穿过一排排闪烁的屏幕，他瞥见几个熟悉的面孔：总穿红色T恤的阿强，戴着厚眼镜的大学生小周，还有那个据说在县城有亲戚的张扬。他们朝他挥挥手，又迅速将注意力转回屏幕上的虚拟战场。李明找到自己的位置，戴上耳机，世界便只剩下游戏音效和队友的呼喊。
他并不知道，就在网吧对街的阴影里，一双眼睛正静静注视着进出的每一个人。
那双眼睛属于一个名叫陈永平的男人。
陈永平住在南门村最边缘的一处老旧宅院。院子四周是高高的土墙，墙上插着碎玻璃，墙内种着几棵高大的桉树，即使在白天，也投下厚重的阴影。邻居们很少见到他，只在每月初一、十五，能看到他拎着菜篮，低头匆匆走过石板路，从不与人搭话。
“永平啊，人老实，就是命苦。”村里最年长的王婆婆有时会这样对好奇的年轻人说，“小时候家里穷，兄弟姐妹多，他又排行中间，爹不疼娘不爱的。后来娶了个媳妇，没两年就跟人跑了。打那以后，就更不爱说话了。”
但王婆婆不知道的是，在1979年的一个雨夜，年轻的陈永平曾用麻绳勒住了一个过路商贩的脖子。若非商贩的妻子恰好寻夫路过，尖叫引来了村民，那人早已没了性命。陈永平为此坐了十八年牢，1997年才刑满释放。
出狱后，他变得更加孤僻。村委会给他安排了低保，他靠着这点钱和院子里的一小片菜地，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只是偶尔，会有细心的邻居注意到，他院子里的土似乎总在被翻动，有时深夜，还能闻到一种奇怪的焦糊味，像是肉烧焦了，又掺杂着别的什么。
“大概是烧垃圾吧。”人们这样想，然后继续自己的生活。
2005年秋天，阿强没有回家。
他母亲起初以为儿子又在网吧通宵，直到第二天中午，手机始终关机，她才开始慌张。询问了所有常去的网吧，都说昨晚十一点左右阿强就离开了。
“他说有点饿，想去吃碗米线。”小陈回忆道，“之后就再没回来。”
警方做了笔录，走访了附近，没有发现任何线索。阿强的红色T恤太普通了，满大街都是穿红T恤的年轻人。一个月后，案件被归入“失踪人口”档案，慢慢积了灰。
两年后的一个夏夜，大学生小周离开网吧，说要抄近路回学校宿舍。那条小路要经过南门村边缘，路灯坏了三盏，至今没修。他再也没回到宿舍。
然后是张扬，是在2009年冬天失踪的。他叔叔在县城做生意，那天他本是去帮忙看店，却永远没走到店里。
李明记得这些事。网吧里的人们偶尔还会提起他们——“阿强那局游戏还没打完呢”“小周欠我二十块钱”“张扬说好要教我玩新英雄的”。但时间久了，连这些回忆也渐渐模糊，就像被水浸过的墨迹，最终只留下淡淡的痕迹。
直到2012年4月17日，那个改变了晋城镇所有人的夜晚。
那天晚上，李明在网吧待到凌晨一点。走出门时，街道空旷得令人不安。他裹紧外套，加快了脚步。
“小伙子，能帮个忙吗？”
声音从身后传来，沙哑而低沉。李明转身，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站在路灯阴影的边缘。他身材瘦高，背微驼，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
“我的三轮车卡在前面巷子里了，”男人指了指南门村方向，“一个人推不动。能搭把手吗？我给你二十块钱。”
李明犹豫了一下。他记起母亲常说的话：“晚上别跟陌生人走。”但二十块钱是他三天的饭钱。而且，那男人看起来瘦弱，不像是坏人。
“就前面，不远。”男人补充道，脸上露出近乎讨好的笑容。
李明点了点头。
他们一前一后走进南门村的巷子。越往里走，路灯越稀疏，最后完全陷入黑暗。李明正想打开手机照明，突然感到后颈一阵剧痛，随即是绳子勒进皮肤的窒息感。
他本能地挣扎，手肘狠狠撞向身后。男人闷哼一声，力道稍松。李明抓住机会，转身一脚踢中对方腹部，拔腿就跑。
身后传来追赶的脚步声和粗重的呼吸。李明不敢回头，拼命冲向巷口。就在他即将冲出黑暗时，脚下被什么绊了一下，重重摔在地上。他回头，看见男人举着一块砖头，脸上全无表情，只有一双眼睛在黑暗中发着野兽般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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