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城镇的夜晚,总是带着南国特有的潮湿与静谧。昏黄的路灯下,飞蛾不知疲倦地扑打着灯罩,在水泥地上投下晃动的影子。街上行人渐稀,唯有几家网吧的霓虹招牌还在固执地闪烁,吸引着那些不愿归家的年轻人。
李明就是其中之一。他推开网吧厚重的玻璃门,一股混合了泡面、汗味和香烟的气息扑面而来。他皱了皱眉,还是走了进去——至少这里比那个只有十五平米、住着五口人的家要宽敞些。
“明哥,来啦?”收银台后的网管小陈抬头打了个招呼,手指在键盘上飞舞,屏幕上是未完成的游戏。
李明点点头,递过身份证和十块钱:“老位置。”
穿过一排排闪烁的屏幕,他瞥见几个熟悉的面孔:总穿红色T恤的阿强,戴着厚眼镜的大学生小周,还有那个据说在县城有亲戚的张扬。他们朝他挥挥手,又迅速将注意力转回屏幕上的虚拟战场。李明找到自己的位置,戴上耳机,世界便只剩下游戏音效和队友的呼喊。
他并不知道,就在网吧对街的阴影里,一双眼睛正静静注视着进出的每一个人。
那双眼睛属于一个名叫陈永平的男人。
陈永平住在南门村最边缘的一处老旧宅院。院子四周是高高的土墙,墙上插着碎玻璃,墙内种着几棵高大的桉树,即使在白天,也投下厚重的阴影。邻居们很少见到他,只在每月初一、十五,能看到他拎着菜篮,低头匆匆走过石板路,从不与人搭话。
“永平啊,人老实,就是命苦。”村里最年长的王婆婆有时会这样对好奇的年轻人说,“小时候家里穷,兄弟姐妹多,他又排行中间,爹不疼娘不爱的。后来娶了个媳妇,没两年就跟人跑了。打那以后,就更不爱说话了。”
但王婆婆不知道的是,在1979年的一个雨夜,年轻的陈永平曾用麻绳勒住了一个过路商贩的脖子。若非商贩的妻子恰好寻夫路过,尖叫引来了村民,那人早已没了性命。陈永平为此坐了十八年牢,1997年才刑满释放。
出狱后,他变得更加孤僻。村委会给他安排了低保,他靠着这点钱和院子里的一小片菜地,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只是偶尔,会有细心的邻居注意到,他院子里的土似乎总在被翻动,有时深夜,还能闻到一种奇怪的焦糊味,像是肉烧焦了,又掺杂着别的什么。
“大概是烧垃圾吧。”人们这样想,然后继续自己的生活。
2005年秋天,阿强没有回家。
他母亲起初以为儿子又在网吧通宵,直到第二天中午,手机始终关机,她才开始慌张。询问了所有常去的网吧,都说昨晚十一点左右阿强就离开了。
“他说有点饿,想去吃碗米线。”小陈回忆道,“之后就再没回来。”
警方做了笔录,走访了附近,没有发现任何线索。阿强的红色T恤太普通了,满大街都是穿红T恤的年轻人。一个月后,案件被归入“失踪人口”档案,慢慢积了灰。
两年后的一个夏夜,大学生小周离开网吧,说要抄近路回学校宿舍。那条小路要经过南门村边缘,路灯坏了三盏,至今没修。他再也没回到宿舍。
然后是张扬,是在2009年冬天失踪的。他叔叔在县城做生意,那天他本是去帮忙看店,却永远没走到店里。
李明记得这些事。网吧里的人们偶尔还会提起他们——“阿强那局游戏还没打完呢”“小周欠我二十块钱”“张扬说好要教我玩新英雄的”。但时间久了,连这些回忆也渐渐模糊,就像被水浸过的墨迹,最终只留下淡淡的痕迹。
直到2012年4月17日,那个改变了晋城镇所有人的夜晚。
那天晚上,李明在网吧待到凌晨一点。走出门时,街道空旷得令人不安。他裹紧外套,加快了脚步。
“小伙子,能帮个忙吗?”
声音从身后传来,沙哑而低沉。李明转身,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站在路灯阴影的边缘。他身材瘦高,背微驼,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
“我的三轮车卡在前面巷子里了,”男人指了指南门村方向,“一个人推不动。能搭把手吗?我给你二十块钱。”
李明犹豫了一下。他记起母亲常说的话:“晚上别跟陌生人走。”但二十块钱是他三天的饭钱。而且,那男人看起来瘦弱,不像是坏人。
“就前面,不远。”男人补充道,脸上露出近乎讨好的笑容。
李明点了点头。
他们一前一后走进南门村的巷子。越往里走,路灯越稀疏,最后完全陷入黑暗。李明正想打开手机照明,突然感到后颈一阵剧痛,随即是绳子勒进皮肤的窒息感。
他本能地挣扎,手肘狠狠撞向身后。男人闷哼一声,力道稍松。李明抓住机会,转身一脚踢中对方腹部,拔腿就跑。
身后传来追赶的脚步声和粗重的呼吸。李明不敢回头,拼命冲向巷口。就在他即将冲出黑暗时,脚下被什么绊了一下,重重摔在地上。他回头,看见男人举着一块砖头,脸上全无表情,只有一双眼睛在黑暗中发着野兽般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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