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叶洛问典贺年“为何只需要首尾两个”，就等于在问他——
中间那些应该盖的印信去哪了？是从头到尾就没有盖过，还是盖了但没有在文书上体现？
如果是前者，那就意味着整条漕运线路上的印信核查制度已经被架空成了一个空壳子。
如果是后者，那就意味着有人在文书的流转过程中做了手脚。
典贺年和张游若是回答“这一路没有任何查验”，那么问题就在各州道的布政使司、押运司以及州牧和指挥使身上。
这说明从地方到中央的整个漕运监管链条都已经瘫痪了，要么是地方官员集体怠政，要么是有人在这个链条的某个环节上做了手脚，让所有印信都在中途消失了。
再往朝堂上追责，那就是户部和吏部内部的问题。
户部负责漕运的管理和调度，吏部负责地方官员的考核和任免，如果地方上的押运司系统性地不履行核查职责，那么户部和吏部为什么没有发现？为什么没有处理？是监管不到位，还是有人刻意放纵？
为什么各州道押运司对漕运的监管形同虚设？
是地方官员玩忽职守，毕竟漕运的核查工作枯燥辛苦，站在码头上风吹日晒，一船一船的粮食都要一斗一斗地量，量完之后还要在文书上逐项填写，写完还要盖章，有些地方官嫌麻烦，就私下里跟押运的人打个招呼，说“差不多就行”，然后跳过核查环节直接盖章，甚至干脆连章都不盖，让押运的人自己去下一站补。
还是有人在上面替他们压着。
有一个级别足够高的人，用某种方式暗示或者明示过地方上的官员，漕运途中的印信不需要那么严格地执行，可以“灵活处理”？
这条线虽然还是抓不到背后最大的那条鱼，但好歹对空印案的下一步调查指明了方向。
从上往下查户部的监管体系，查户部的官员们知不知道地方上印信缺失的情况，如果知道为什么不处理，如果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
从下往上查地方上的执行环节，查那些应该盖章却没有盖章的押运司官员，查他们是不想盖还是不敢盖，查他们背后的州牧和布政使有没有下达过相关的指示。上下夹击，总能逼出一些东西来。
而典贺年放松警惕下脱口而出的回答居然是——
“哪里需要这么多印信。”
这句话不是完整的记录。
典贺年说的是：
“这个问题问了多少遍了......哪里需要这么多印信，几艘粮船过路罢了......”
他的语气带着几分不耐烦，就像是一个在厨房里忙了半辈子的厨子，被人问了一句“你做菜为什么只放盐不放酱油”，厨子连头都没回，理直气壮地回了一句“这道菜本来就不用放酱油”。
在典贺年的认知里，漕运途中只需要首尾两处印信这件事，从来就不是一件需要解释的事，而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这一段话的语气，实际上比字面意思更重要。
如果典贺年是清醒的，他可能会说一句“按照规章制度应该有更多印信但实际执行中有所简化”，或者含糊地推说“这个我也不太清楚要问上面”。
但他没有，他在半梦半醒之间脱口而出的是一句“哪里需要这么多”，不是“应该有但没有”，不是“本来有后来取消了”，甚至不是“我不知道”，而是一句带着不耐烦的理所当然。
这种理所当然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有人在很早以前就把这条规矩改了。
不是在纸面上改的，不是通过正式的公文渠道修改印信制度的条律，而是在实际执行中一点一点地绕过了中间环节的印信查验。
可能一开始只是偶尔跳过一两道印信，后来跳过的频率越来越高，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广，到最后整个中间环节的印信全部被省略掉了，只剩下起点和终点两个印——
起点的印是出发凭证，证明这些粮食确实上了船；
终点的印是入库凭证，证明这些粮食确实到了京城。
结合张游早就交代的内容来看，这种“首尾两印”的运作方式至少已经持续了五六年，甚至更长。
这期间竟然没有任何人提出过异议。
至少没有任何有效的异议被记录在案。
漕运沿线那么多渡口码头，那么多押运司的官员，那么多州牧布政使，总不可能全都是瞎子和聋子。
一定有人看到了，一定有人知道了，但没有人说，或者说没有人敢说。
而典贺年这个答案，就把矛头指向了礼部。
印信是礼部管的。
这个职责划分从开国时就已经定下来了——
礼部掌礼仪、祭祀、科举、印信。
印信两个字，包含的内容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多：
印信的规制，各级衙门应该用什么样的印，铜的、铁的、玉的、金的，多大尺寸，什么样的字体；
印信的发放，新设立的衙门需要配发新的官印，旧的官印损毁需要更换，都要经过礼部铸印局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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