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外的风声透过砖窑的缝隙，像野兽压抑的喘息，裹挟着沙砾刮过砖墙，发出细微的“沙沙”声，仿佛有无数指甲在轻轻挠着石壁。
我蜷缩在煤炉边，炉火的微光只够映亮我膝上那张牛皮纸，上面的符号仿佛活了过来，在昏暗中蠕动，炭笔的痕迹在火光下泛着暗哑的灰光，像某种古老咒文的残片。
通过顾昭亭塞在耳蜗里的微型耳机，我听见的不是风声，而是另一个空间里的死寂，以及死寂中一声突兀的纸片摩擦声。
嘶啦——
那声音干燥、脆弱，像一片枯叶在水泥地上被漫不经心地踩过，纸页边缘的纤维断裂，发出细微的撕裂声，几乎要刺穿耳膜。
紧接着，是阿九压抑到极致的吸气声，短促而尖利，仿佛喉咙被无形的手扼住，连带耳机里的电流都微微震颤了一下。
我能想象出他此刻的表情，那种精心构建的冷静世界被一颗天外飞石砸出裂缝的惊骇——他的手指一定在微微发抖，指尖冰凉，额角渗出细密的冷汗，而瞳孔在黑暗中骤然收缩。
“阿毛妈……糖罐……”
他的声音几乎是气音，从耳机里传来，带着电流的杂音，却清晰得像在我耳边低语，每一个音节都带着压抑的震颤。
我的心脏猛地一沉，不是因为他发现了线索，而是因为“阿毛妈”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像一把生锈的钥匙，瞬间开启了我记忆里尘封最久、最温暖也最潮湿的角落——那股混杂着糖果甜香与旧木柜霉味的气息扑面而来，仿佛童年巷口的阳光正斜斜地洒在脸上，暖得发烫。
顾昭亭就坐在我对面，他察觉到我身体瞬间的僵硬，眼神锐利地投过来，用口型问：“怎么了？”
我抬起手，示意他安静。
耳机里，阿九的呼吸变得粗重、混乱，像破旧风箱在艰难抽动。
我听见椅子被猛地推开的刺耳噪音，金属腿刮过水泥地，发出令人牙酸的“吱嘎”声，然后是他在狭小办公室内来回踱步的声音，皮鞋底一下下敲击地面，每一步都踏在我的心跳上，沉闷而规律，像倒计时的钟摆。
他没有再说话，但这种沉默比任何言语都更具压迫感。
他在恐惧，一种源于记忆被唤醒的、无法向上级汇报的私人恐惧——我能感觉到他指尖的颤抖，能想象他喉结上下滑动，试图吞咽却咽不下去的干涩。
我缓缓摘下耳机，递给顾昭亭。
煤炉的火光跳动了一下，映出他脸上关切的疑问，火苗在瞳孔中摇曳，像两簇不安的幽光。
“阿毛妈杂货铺，”我低声说，声音有些干涩，舌尖抵着上颚，尝到一丝铁锈味，“就在我们家那条巷子的拐角。我小时候，姥爷每次带我拍完照片，都会去她那里给我买一根水果糖。”
顾昭亭接过耳机，塞进自己耳朵，眉头紧锁地听着里面的动静，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耳机边缘，指腹传来细微的塑料摩擦感。
我则闭上眼睛，任由那股混杂着糖果甜香和旧纸张霉味的记忆洪流将我淹没。
阿毛妈是个很胖、总是笑眯眯的女人，她的杂货铺里什么都有，从酱油米醋到小学生用的作业本。
她的糖罐是个巨大的玻璃罐子，放在柜台最显眼的位置，里面装着五颜六色的水果糖，阳光照进去，像一罐子碎掉的彩虹，糖纸在光线下折射出斑斓的光斑，映在她汗湿的额头上。
她总会让我自己伸小手进去抓一把，抓多少都算我的——指尖触到糖果的凉意，糖粒在掌心滚动，甜香从鼻腔直冲脑门。
阿毛，她的儿子，比我大几岁，有点轻微的智力障碍，但画画特别好。
他总坐在杂货铺门口的小板凳上，用粉笔在地上画画，画巨大的向日葵，画天空中飞翔的怪鸟，粉笔与水泥地摩擦，发出“沙沙”的轻响，像某种隐秘的密码。
社区里的人都说他是个傻子，但我姥爷说，阿毛看见的东西，我们看不见。
后来呢？
后来，旧区改造，巷子被推平，建起了崭新的、一模一样的居民楼。
阿毛妈的杂货铺自然也没了。
再后来，我听大人们说，阿毛妈生了重病，没多久就走了。
而阿毛，则被送去了“福利院”。
那个时候，我还太小，不明白“福利院”对阿毛那样的孩子意味着什么。
现在，伴随着耳机里阿九颤抖的呼吸声，和那句“活体模型L系列，编号替换周期=心跳停止后72分钟”的冰冷日志，一个可怕的猜想在我脑中成形。
“他在做什么？”我问顾昭亭。
“他打开了窗户，好像在看那张发票。然后……他在电脑上疯狂地敲字，像是在删除什么。不，是在反复输入又删除，像在和自己吵架。”顾昭亭凝神听着，为我实时转述，“他离开了座位，走向了门口……又停下了。回来了。他又坐下了。他在自言自语，说什么‘不可能’‘为什么是她’‘她怎么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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