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第五节
噩梦像涨潮时的污泥，一波接一波漫过我尚且稚嫩的脚踝，带着腥咸的腐味，一点点往上爬，直到漫过胸口，让我在每个深夜都喘不过气。那些日子里，天总是灰蒙蒙的，连阳光都像是被什么东西滤过，落在地上只剩一片惨白，就像母亲后来那张没有血色的脸。
母亲和那个女人的纠葛，像一根扎进肉里的刺，起初只是隐隐作痛，后来便化脓发炎，引得周遭的人都侧目。大人们私下里的议论像蚊子嗡嗡，我听不懂那“姘头”的字眼究是讲的什么，就知道母亲单位里的纠缠很快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排挤，分配的活儿越来越杂，越来越累，那些曾经和她笑着打招呼的同事，如今见了面要么扭过头，要么就用眼角余光瞥她，像在怕恶运会牵扯到她们，谁都懂权力代表着什么，偏我母亲敢于去碰撞。
就在这时，血吸虫病像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再次在长江流域的村镇蔓延开来。那一年的疫情格外凶，广播里天天在念防治知识，村里的墙上刷满了“消灭血吸虫病”的红色标语，可死亡的阴影还是像河边的雾气一样，浓得化不开。母亲被派去胜利大队和光明大队，说是成立医疗队，还要她当队长。
我记得她收拾行李的那天，外婆在一旁偷偷抹眼泪，眉头锁成了一个疙瘩。“只是去治病，能有什么事。”母亲故作轻松地笑了笑，把几件换洗衣裳叠进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背包里，可她的手在抖，我看得分明。她是个只认听诊器和药方的人，让她去管一队人马，去应付那些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还要担起“队长”的责任，这分明是把她往难里逼。可母亲向来要强，咬着牙接过了任务，临走时摸了摸我的头，指尖凉得像冰。“在家听外婆的话，好好上学。”她说完，转身就走，没再回头。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治血吸虫病，就像后来人们说的新冠初期一样，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医生们手里的药，说是以毒攻毒，打下去人就像被抽走了骨头，浑身乏力，吃不下饭，连下床走两步都能累得喘半天。广播里说长江流域每年死在这病上的人成千上万，那些数字听着遥远，可当它变成身边活生生的人时，才知道有多吓人。
母亲去了没多久，出事的消息就像炸雷一样响了。一个怀着孩子的女病人，本身就有别的病，打了针之后突然就不行了，大人孩子都没保住。一尸两命，这在哪个年代都是天大的事。
消息传到家里那天，外婆正在纳鞋底，手里的针“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她半天没捡起来，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没过多久，公社就派来了人，说是成立了专案小组，要查这个事。他们说母亲和那个病人吵过架，说她是故意的，说这是“故意杀人”。那些话像脏水一样泼过来，我躲在门后偷着听，只觉得那些人说话的声音像刀子，一下下剐在心上。
我知道母亲不是那样的人。她在家只要有人撞门进来求我妈去出诊，无论是在吃饭还是半夜，她都会拿起医疗箱随病人家属走，而且分文不收，这样的医者仁心怎么会故意害人？可那些人不管，他们说母亲以前得罪过有权有势的人，这次正好新账旧账一起算。母亲被从光明大队押了回来，说是“停职居家”，其实跟被关起来没两样，门口时不时就有人晃悠，不准她出门，也不准外人跟她说话。
家里的气氛一下子就凝固了。外婆几乎寸步不离地守着母亲，白天端水送饭，夜里也不敢睡沉，隔一会儿就披衣起来，往母亲房里看一眼。有天早上我醒得早，看见外婆坐在床沿上，借着微弱的天光梳头，镜子里映出她鬓角的白发，比前几天多了一大片，像落了层霜。我心里咯噔一下，想起以前听人说，人要是急坏了，头发是会一夜变白的。
我们这些孩子照旧每天背着书包去学校，可上课的时候总走神，耳朵里全是家里的安静——那种让人心里发慌的安静。母亲不再像以前那样问我们功课，也不再笑，她大多数时候就坐在窗边，望着外面光秃秃的院墙，眼神空得像口枯井。外婆变着法儿地劝她吃点东西，她也只是象征性地扒拉两口，然后就放下筷子。
出事那天早上，一切看起来都和往常一样。我们背着书包出门时，外婆正拉着最小的弟弟在门口晒太阳，她没像往常那样叮嘱我们什么，只是望着远处，眼神有些飘忽。弟弟在她怀里咿咿呀呀地叫，她也没怎么哄。我当时心里就有点不对劲，可学校的预备铃快响了，我没来得及多想，就跟着姐姐跑了。
中午放学回家，一进门就觉得不对。院子里静悄悄的，厨房里没冒烟，闻不到往常的饭菜香。“外婆！妈！”我和姐姐喊了两声，楼上传来外婆的声音，听着有点哑：“在楼上呢。”姐姐问：“饭做好了吗？”外婆顿了一下，说：“没呢，你去街口买几个馒头回来吧。”
我心里那点不对劲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丢下书包就往楼上跑。刚踏上最后一级楼梯，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就钻进了鼻子，那味道又腥又冲，像杀年猪时的血盆泼在了地上，让人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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