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九节
1969年的冬天是裹着冰碴子来的。霜降过后，学校后墙根的小河就开始结薄冰，先是岸边凝着白花花的冰壳，没过几日，整面河都冻得邦邦硬，胆大的男生敢在上面跑，冰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呻吟，听着吓人，却偏有人爱这惊险的快活。
出事那天，我揣着烤得发烫的红薯往学校走，远远看见河面上有个黑点在动。是李东红，他爹是化肥厂的保卫科长，穿件深蓝色的卡其布棉袄，总爱把领子立得高高的。往常他都绕远路从学校大门进，这天许是冷得急了，竟也抄起近路——踩着冰面，从河里冰面上进学校。
我们年级的两个教室就挨着河，二班的边墙边就是冰面。我刚拐过墙角，就听见“哐当”一声闷响，像是什么重物砸在了冻硬的土地上。紧接着是尖叫，女生的，男生的，混在冷风里炸开。
我拔腿跑过去时，李东红已经倒在了冰岸边。他的棉帽滚到一边，后脑勺洇出深色的血，在白雪地上格外刺目。不远处，陆同学蹲在战壕边上，手里还攥着块半截的砖头，脸白得像张纸，嘴唇哆嗦着，说不出一个字。
陆同学有羊癫疯，犯病时会突然倒下抽搐，平时总独来独往，穿件打满补丁的旧棉袄。快放寒假了，不知他发了什么疯，竟对着教室这边的冰面扔砖头玩——许是觉得河面结冰后，会发出不一样的声音，扔着过瘾；许是压根没瞅见河面上有人影。可砖头不偏不倚，就砸在了李东红后脑勺上。
朱珍宝比我先到，她是班长此刻正蹲在李东红身边，想扶又不敢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快去找老师！”她朝我喊，声音都在抖，辫梢上的冰碴子随着动作往下掉。我这才回过神，撒腿往办公室跑，红薯从怀里滑出来，在雪地上滚了几圈，热气很快就没了。
李东红被送走时，我看见他娘趴在车上哭，嗓子都哑了。陆同学被校长拽着胳膊带走，路过我身边时，他突然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的慌和怕，像根冰锥，扎得人心里发寒。后来听说，他家里穷得叮当响，赔不起李东红家的医药费。没过几天，学校的布告栏就贴了通知，陆同学被开除了。
再见到李东红，是放寒假前一周。他裹着件更厚的棉袄，脸肿得还没消，走路有点晃，据说得了脑震荡，记性也差了。老师在班会上说，李东红需要静养，放学要有人陪他回家。朱珍宝第一个举手：“我去。”我也跟着举了手，心里说不清是同情，还是想多看她几眼，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她的语文考试总比我好，我得一百分她就会加分，他的作文的确比我写的妙。
但那次陪李东红的，是我和张文明。从化肥厂宿舍出来时，天已经擦黑，风刮在脸上像刀割。张文明搓着手说：“新医院快盖好了，我妈也调回东栅医院了，去看看不？”他娘原是东栅医院的护士，前些天被调到其他卫生院帮忙，如今快过年了总算回来了。
我们绕路往新医院走，出了化肥厂宿舍路过公共厕所时，听见收蚕茧的站门口有人说话。是金红和张明生，两人缩着脖子在墙根下聊天，见了我们，金红眼睛一亮：“你们从哪来”，我说听说这医院里有棵老百果树，几百年了想去看看！”
进了新医院的大门，果然看见院子中央立着棵大树，枝桠光秃秃的，却透着股苍劲的气势，树干粗得要三个人才能合抱。张文明指着东边说：“我家就在最后面，草屋是厨房，平房是睡房。噢，原来你家能听到班里同学说话声，这。翻过墙就是学校了嘛。”
那是我第一次进他家，屋里陈设简单，墙上贴着张毛主席像，桌腿用布条缠着，想来是怕刮坏地板。张文明他娘正忙着收拾东西，见了我们，笑着往我们手里塞花生：“以后常来玩，让文明给你们摘百果吃——等秋天。”
我摸着兜里的花生，心里忽然想起朱珍宝。开春时，这棵老百果树该开花了吧？粉白的花缀满枝头，她要是站在树下，辫子上沾着花瓣，会是什么样子？
这场雪，就是在我们从张文明家回去的第三天落下的。外婆凌晨就拍着窗户喊：“雪要埋人了！”我扒着窗缝一看，外面白茫茫一片，连对面的屋顶都快看不见了。外婆裹着棉袄说：“活了六十年，没见过这么大的雪，积雪怕有一米深。”
等街上的雪被扫出条能走的路，我深一脚浅一脚往学校挪，棉鞋里灌满了雪，冻得脚发麻。可到了学校门口，我还是愣了——操场被大雪盖得严严实实，像铺了块巨大的白棉被，连战壕的轮廓都看不见了。其他教室的门口被扫出了小道，唯独我们年级的两个教室，像被雪围起来的孤岛。
“咋办？”刘旭尉跺着脚，“绕路走？雪底下是战壕，踩空了就得掉进去。”我试着往雪地里踩了踩，积雪没到大腿根，冷得人直打哆嗦。杨胜良和我还有几个男生挽着袖子，想往雪里钻，打算开出条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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