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出，朝野反应复杂。激进派觉得皇帝心软，保守派则松了口气，认为皇帝终究顾念亲情宗法。但无论如何，“清算”进程得以继续，且因为有了寿王这个“特殊案例”的对比，其他涉案官员更加不敢心存侥幸，审讯和交代效率反而有所提升。
赵小川的“绩效”管理，在此展现了必要的“弹性”和“情境化”处理能力——在坚持核心原则（依法清算）的同时，灵活调整策略（量刑酌情），以应对外部压力（太后），最终确保了整体目标的推进（肃清余党、稳定朝局）。这堂生动的“政治绩效弹性课”，让他对管理的复杂性有了更深体会。
狄咏的“防御绩效2.0”体系尚未完全运转娴熟，便迎来了第一次真正的压力测试——不是大军压境，而是更为棘手、模糊的边境走私与摩擦升级。
随着榷场贸易部分恢复，利益驱动下，走私活动悄然抬头。不同于以往小打小闹，近期出现的几起走私案，呈现出组织化、武装化的特点。走私物品也不再限于盐茶绢帛，甚至出现了精铁、硫磺等敏感物资。更令人警惕的是，查缉过程中，宋方巡边士卒与武装走私分子（其中明显混杂着辽国边境部族悍勇甚至疑似辽军散兵）发生了数次小规模交火，造成双方伤亡。
这些事件分散、琐碎，但频率在增加。辽方边境官吏态度暧昧，时而推诿不知情，时而又指责宋军“越界执法”、“滥杀无辜”，边境气氛再次紧张。
狄咏意识到，这很可能是耶律斜轸的新策略——在正面谈判和勾结内应受挫后，改用“灰色地带”袭扰。通过纵容甚至暗中支持武装走私和边境摩擦，不断消耗宋军精力，试探防御漏洞，破坏边境稳定，同时避免承担开启大规模战事的责任。
“绩效2.0”的应对措施迅速启动：
1. 情报网络发力：命令边境“舆情观察员”和潜伏哨，重点搜集走私团伙的源头、路线、接头点以及背后可能的辽国官方或部族支持者信息。绩效指标：七日内，摸清主要走私网络的至少三条关键链条。
2. 快速反应部队实战检验：抽调两支“快速反应部队”，配属熟悉地形的向导和必要的“神机箭”（用于威慑），在走私高发区域进行机动巡逻和设伏。绩效指标：遭遇武装走私时，击溃或擒获率需达到七成以上，己方伤亡需严格控制。
3. 外交军事协同施压：狄咏亲自约见辽国边境最高将领，出示查获的辽国制式物品（从走私者手中缴获）和伤亡士卒证据，提出严正抗议，要求辽方约束边军和部族，共同打击跨境武装走私。同时，北疆宋军举行一次公开的、针对性的反走私演练，展示决心和能力。
4. 边境民生与联防：鼓励边民举报走私，设立悬赏；同时，加快在边境冲突频发区域推行“民兵保甲联防”试点，将边民组织起来，参与巡逻、警戒、信息传递，并将其参与度和贡献纳入地方官府的“民生保障KPI”考核。
这是一场“治安战”与“心理战”的结合，考验的是狄咏新防御体系的精细化、灵活性和韧性。第一次压力测试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北疆未来的安宁，也检验着“绩效”管理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时的有效性。
张方平率领的查办使团在东南的进展，在突破初期的一些小案后，再次陷入了“深水区”。他们接触到的汪掌柜之流，提供的多是边缘信息。真正的核心网络保护严密，关键账册要么被销毁，要么以极其复杂的方式分散隐藏（如化整为零记入无数无关商户的正常账目中），难以溯源。涉案的中高层官员要么矢口否认，要么抛出几个替罪羊，自己则用早已准备好的“合规解释”和“数据迷雾”应对质询。
“绩效查案法”在应对这种高度组织化、反侦查意识极强的对手时，遇到了瓶颈。数据交叉比对能发现异常，但难以锁定具体个人和完整证据链；流程复盘能找到漏洞，但对方早已准备了填补漏洞的“后手故事”。
这一日，使团驻地收到一封匿名投递的信函，里面是几页残缺不全的账目影印（似乎是原本的摹写），涉及几家看似毫无关联的商号之间的大额资金往来，时间点恰好与几笔重大盐课亏空吻合。信函末尾有一行小字：“欲知详情，三日后子时，城东荒废海神庙，只身前来，过时不候。”
这显然是一个诱饵，也可能是陷阱，但或许是突破僵局的唯一机会。
张方平召集核心成员紧急商议。有人认为风险太大，可能是调虎离山或刺杀阴谋；有人认为值得冒险，但需周密布置。
“绩效查案，亦需胆魄。”张方平最终决定，“去，但不能‘只身’。我们这样安排……”他制定了一个详尽的预案，包括明暗两条线的人员布置、接应方案、信号约定、以及万一出现意外的撤离路线。这本身也是一次“高风险行动绩效”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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