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至四月中旬，大顺追赃助饷全面展开。
大顺军以“助饷”为名，由刘宗敏、李过等人负责，设立“比饷镇抚司”，对明朝宗室、勋戚、官员追逼赃银。
发出规定：内阁大臣缴银十万两，部院官七万两，京堂官五万两，翰林官三万两，科道官一万两。
其中崇祯的岳父嘉定伯周奎，崇祯帝曾哭求他捐饷助军，他仅捐1万两。
大顺军追赃时，刘宗敏直接将他锁入牢笼，施以夹棍之刑，周奎初期仍拒不认账，直至其子周鉴被打死、家中女眷被辱，才被迫交出部分存银。
最终大顺军又从其府中抄出白银五十三万两、黄金数万两，另有珍宝无数，周奎本人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不久后病逝。
张国纪是天启帝皇后张嫣之父，虽在天启朝遭魏忠贤排挤罢官，但家中仍积财丰厚，崇祯求助饷后他演技也是极好。
到了大顺军追赃时，给他定的“助饷额”为10万两，张国纪试图隐匿财产，被大顺军士兵拖至街面杖打，后又被投入“比饷镇抚司”监狱，受尽酷刑。
最终他被迫交出白银7万两、绸缎千匹，才勉强保命，但家产被洗劫一空，不久后在乱兵中身亡。
武清侯李国瑞家族，世代联姻皇室，坐拥京郊万亩良田与巨额财富。李自成入京后，武清侯府被大顺军包围，家族首领李国瑞之子被抓，定助饷额二十万两。
李氏家族起初试图以珍宝抵账，被刘宗敏斥为“敷衍”，随即对其用刑，撬牙、夹腿无所不用。
最终大顺军从府中抄出白银四十万两、黄金三千两，以及田契、商铺契据百余张，家族男丁多被刑毙，女眷或被掳或自尽。
成国公朱纯臣也是成国公朱能的后裔，手握京营部分兵权，北京陷落后他立刻主动投降大顺。
大顺军给他定的助饷额为十万两，朱纯臣为表忠心，起初主动交出三万两，但刘宗敏认为其“藏富不报”，直接将他打入大牢，派士兵抄家。
最终从其府中搜出白银十五万两、黄金两千两，以及大量古玩字画。
更讽刺的是，朱纯臣在顺军刚入城时，还主动向李自成献《登基劝进表》，却仍因“助饷不足”被视作“不忠”，后被李自成处死。
魏藻德是崇祯十七年二月刚升任的内阁首辅，崇祯帝对他寄予厚望。在崇祯劝捐时，他声称自己为官清廉，家无余财，只捐了五百两，私底下暗自串通其他大臣少捐，不要露财。
北京陷落后他率先带头投降大顺，刘宗敏亲自审问他，怒斥其“身为首辅，误国害民，何颜求生”。
随后给他定助饷额十万两。
魏藻德哭求“我本是书生，未敛财”，刘宗敏直接命人用夹棍夹断其双腿，魏藻德惨叫数日，最终被折磨致死。
大顺军随后抄其家，仍搜出白银三万两、黄金千两，他虽为官时间短，却早已通过贪腐积累财富。
前内阁首辅陈演，陈演在崇祯十六年五月辞官，大顺军追赃时，给他定助饷额十万两，陈演为保命，主动交出白银四万两，故技重施，谎称“已倾尽所有”。
但不久后，大顺军在其府中密室搜出白银十万两、黄金三千两。
刘宗敏怒而将其重新抓回，下令“重刑伺候”。陈演被打得皮开肉绽，最终被李自成下令斩首于京师街头。
其他之前耍滑的勋贵集体遭殃，定国公徐允祯（徐达后裔）、隆平侯张拱薇（张玉后裔）等十余位世袭勋贵，均被定助饷额五万至二十万两，拒不交或交不足者，要么被刑毙，要么被抄家后处死，明朝勋贵集团几乎被一锅端。
而崇祯朝大太监王之心本掌管内库，被定助饷额十万两，他起初仅交一万两，被大顺军夹碎手指，最终抄出白银十五万两，当场被打死；其余大小太监共被追出赃银数百万两，多数被折磨致死。
“比饷镇抚司”内刑具遍布，夹棍、烙铁、钉板每日都在使用，街头常有被拖行的受刑官员，血污满地，甚至出现“官员被刑毙后，尸体直接抛至城外”的景象，京师城内文武百官人心惶惶。
当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崇祯在煤山自缢时。
那些曾在崇祯面前一毛不拔的权贵们，终于意识到，他们的算盘虽然都很精明，最终却反而人财两空。
新政权不仅拿走了他们的钱，更夺走了他们的命。
但这也意味着官僚士绅阶层彻底倒向大顺的对立面，导致官僚集团普遍敌视大顺政权，人心离散。
……
崇祯十七年，四月十二日。
朝鲜，平壤地界。
初春的官道旁，野草已泛起新绿，带着青翠生机。
风中依旧带着寒意，东宁国公杨凡，一身国公服肃立于道旁，身后是数十名顶盔贯甲、按刀而立的亲卫，更远处的外围更是还是数百铁甲亲兵。
在杨凡身侧稍后的位置，破虏营参将许平、军情司阎宗盛、镇抚司张攀三人，并未如其他将领那般散开各领麾下，而是跪在杨凡脚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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