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孟，多亏你把废料找出来。这根东西混在里面，盖到地基里以后生锈膨胀，能把整堵墙撑裂。这就像人身体里长了根坏骨头——表面看不出来，疼的是里面。得趁早挑掉。”
“你数钢筋也是为了质量。钢筋数量够了，地基就稳。地基稳了，上面盖什么都稳。你盖过房子没有？”
“盖过。在老家盖过猪圈。猪圈的墙比人住的房子要求还高，猪喜欢拱墙脚。地基稍微不牢，一群猪就能把整面墙拱塌。”
“人比猪聪明吧？”
“人比猪聪明。但造房子的人有时候比猪还马虎——猪拱墙是因为它不知道墙会塌，人造墙马虎是因为他知道墙塌了也砸不到他。”
老刘叔从腰包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作业本。翻到中间一页，上面用工整的字体抄了一段话——“地基是建筑的根，根深则楼固，根浅则楼危。”
“李总，这句话是我女儿的作业本上抄的。她今年上小学，老师让他们每人写一句关于建筑的话。她说爸你在工地上干活，我写地基。等她长大了，让她来这个图书馆看书。”
“让她看看她爸数的钢筋——告诉她当年她爸数的每一根钢筋都没少。”
“你女儿叫什么名字？”
“刘小雨。下雨的雨。”
“老刘叔，你数的每一根钢筋，都会变成图书馆里的椅子。你女儿以后坐在那把椅子上看书的时候，不会知道这把椅子底下压了多少根钢筋。但你知道。”
“她知道。她作业本上写了——地基是建筑的根。她坐的那把椅子下面，就是我跟她两个人的根。”
李晨从图书馆地基旁边站起来，走到主教学楼地基旁边。几个年轻工人在绑钢筋，其中一个瘦高个，手指细长，动作利索。
李晨蹲下来看他绑钢筋，看了一会儿才开口。
“你这手法很快。干多久了？”
瘦高个抬起头，脸上晒得黝黑。
“好几个月。以前在工业园绑钢筋，后来调到希望岛来。我爸也在这，他开压路机。”
“你爸是老陈？”
“对。陈小年，压路机司机。他开压路机，我绑钢筋。他说开压路机的和绑钢筋的是绝配——他压实地基我搭骨架。没他压的地基我钢筋绑得再密也没用，反过来也一样。他还说我们爷俩在这片地基上流的汗，比昨晚那场雨还多。我说汗不算地基，他说算——汗水也是混凝土的一部分。”
“老陈说得对。混凝土浇水养护的时候，水不算外来的，是混凝土自己的。你跟你爸在这片地基上流的汗，也是地基的一部分。”
曹娟从地基旁边走过来。
手里拿着那份黎明大学的课程设置草案。
“看你们干活。刚才在那边听老刘叔说他女儿，又听陈小年说他爸。这两个人一个在地基旁边写女儿名字，一个在地基里面把汗当混凝土。我在想一件事。”
“什么事？”
“黎明大学建成以后，开学典礼第一排不要坐领导。第一排坐老刘叔的女儿，陈小年的弟弟，吴阿四的孩子，红姐场子里那个姑娘的弟弟——所有为了这所大学流过汗的人的孩子。让他们坐在第一排。让他们看到，这所大学的第一块砖，是他们爸妈砌上去的。不是放烟花，不是剪彩，是那些孩子坐在第一排。他们爸妈坐在第二排。”
“这个提议好。不用写进提案，开学之前我安排。刚才老刘叔说他在老家盖猪圈的时候悟出一个道理——地基不牢一群猪就能把墙拱塌。你知道这让我想起什么？”
“什么？”
“太爷爷。他当年有十万亩良田，按说地基够牢了。但他把地契一张一张押出去，等于把地基里的钢筋一根一根抽掉。最后不是猪拱塌的，是他自己抽塌的。老刘叔每天数钢筋是在守地基，我太爷爷每天押地契是在拆地基。一个守一个拆，差别就在一个‘贪’字。我现在做的事其实跟老刘叔一样——数钢筋。只不过他数的是螺纹钢，我数的是制度。他怕少一根钢筋，我怕多一个特权。”
“你不是怕多一个特权。你是怕在你还活着的时候，看到特权长出来。你怕你太爷爷当年的事发生在你身上。但你跟他不一样——他败光家产是因为贪，你是怕自己变成他那样，所以你把自己锁得比谁都紧。”
“你懂我。”
“我当然懂你。但你也该懂你自己。你嘴上说怕，其实你一直在做的事不是怕——是爱。你爱这块地，爱这所大学的每一个人。你不让他们叫你校长，不是因为你觉得自己不配。是因为你觉得名字会变，制度不会。你怕的不是他们叫你校长，是你走了以后这个校长的名字变成另外一个东西。”
“你把这些话写到提案里去了？”
“没有。提案是给议会看的，这些话是说给你听的。提案写得再好，也只能管一件事。你的怕和你的爱，不是提案能管得了的。”
傍晚，海风从希望岛东岸吹过来，带着咸腥味和远处渔船发动机的突突声。
李晨和曹娟沿着海岸线走，脚下的沙地上散落着被潮水冲上来的贝壳和碎珊瑚。
曹娟手里那份课程设置草案被海风吹得哗哗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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