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 年的秋天至 1962 年的秋天，这四年光阴，对祁胜利而言，无疑是一段难得的安宁幸福岁月。
彼时，大规模的战事已然停歇，部队的主要任务转变为有条不紊的训练工作。
身为团长的祁胜利，肩头的担子相较战时轻松了不少，各项任务开展起来也算顺利。
每逢周末，阳光洒在大地上，祁胜利总会跨上那辆略显陈旧却被他擦拭得干干净净的自行车，身姿矫健地朝着金山县红旗公社的方向出发。
一百六十公里的路程，在旁人眼中或许遥不可及，但对身体素质绝佳的他来说，不过是一次充满挑战与期待的骑行。
他稳稳地坐在车座上，双手紧紧握住车把，双脚有节奏地蹬着踏板，车轮飞速旋转，
耳边的风呼呼作响，仿佛在为他奏响一曲前行的乐章。
就这样，短短四个小时，他便能顺利抵达家中。
这样的骑行，不仅能让他以最快的速度见到朝思暮想的家人，还能在途中锻炼自己的身体，日积月累，
练出了一副堪比山地自行车选手般强健的体魄。
一进家门，
祁胜利就从帆布背包夹层里小心翼翼地掏出用油纸包着的吃食，
有时是城里国营糕点铺新出的枣泥酥，油润的酥皮裹着绵密枣泥，咬一口簌簌掉渣；
有时是供销社凭票才能买到的水果硬糖，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都是稀罕物。
母亲布满皱纹的手颤抖着接过，浑浊的眼睛里泛起泪花，父亲则默默转身往灶膛里添了把柴火，把喜悦藏在噼啪作响的火苗里。
儿子长胜像只欢快的小鹿，扑到他怀里，伸手就要去够糖纸，稚嫩的笑声在小院里回荡。
平日里，祁胜利总能把家务操持得井井有条。
清晨天还没亮透，他就扛起竹扫帚清扫院子，把落叶和尘土归拢成堆；
洗衣时，他蹲在井边，用棒槌一下下捶打着被单，肥皂泡顺着石板缝流进院子里的菜畦。
到了饭点，他系上母亲的蓝布围裙，在土灶前忙活。
火光映红他的脸庞，锅里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他还会变戏法似的掏出从部队带回来的腌咸菜，给清淡的饭菜添些滋味。
农忙时节，祁胜利更是一把干活的好手。
他脱下军装，换上粗布短衫，裤腿高高卷过膝盖，跟着父亲下田插秧。
泥水漫过脚踝，他却干得格外起劲，双手在浑浊的水田里快速移动，不一会儿就插出整齐的秧苗。
烈日当头，汗水顺着脸颊滑落，湿透的衣衫紧紧贴在背上，但他仍咬牙坚持，只为帮家里多分担些农活。
夜幕降临时，一家人围坐在掉了漆的老旧木桌前。煤油灯昏黄的光晕里，热气腾腾的玉米面糊糊、带着露水的青菜摆了一桌。
父亲咂着旱烟，说起村里新打的机井；
母亲絮叨着邻家姑娘出嫁的喜事；长胜则举着啃得干干净净的窝头，兴奋地讲着学校里学的新歌。
祁胜利一边听着，一边不时给家人夹菜，把最好的菜叶挑给长胜。
这样的夜晚，没有战场上的硝烟，没有训练场上的紧张，只有家长里短的琐碎与温暖，
对祁胜利而言，平凡的烟火气里藏着最珍贵的幸福。
然而，1962 年的秋天，这份平静如同易碎的玻璃，被无情地打破了。
9 月 20 日的清晨，天色刚蒙蒙亮，金陵军区的一纸调令，如同一颗重磅炸弹，轰破了军营的宁静。
调令上明确要求祁胜利连夜火速乘坐空军飞机前往雅江省，而后赶赴西南边陲前线。
调令上的文字寥寥无几，却字字千钧。
祁胜利盯着调令，眉头紧锁，凭着多年在部队积累的经验和敏锐的直觉，他清楚地意识到，
西南边陲怕是即将有大事发生，大概率会迎来一场异常激烈的硬仗。
那段时间，部队内部的军情信息频繁提及，近期印军在西南边陲地区愈发猖獗，时常进行挑衅活动。
他们不断越过边境线，在我方领土上肆意妄为，制造摩擦。
祁胜利心里明白，军阁对于此次印军的挑衅行为，怕是已经下定决心要采取行动予以回击。
他在部队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经历过无数次的任务和考验，对局势的判断向来十分准确。
晌午的日头悬在中天，晒得营房前的碎石路腾起热浪。
祁胜利捏着调令的手指微微发颤，纸页上“西南边陲”四个字被汗水洇出褶皱。
沉思片刻后，他叫来通讯员：“去把团里的嘎斯69吉普开过来。”
这是四年来他头一回动用团长用车的权限，车轮碾过尘土飞扬的机耕道时，他的目光始终盯着远处连绵的山影。
推开家门时，母亲正在灶台前烙饼，柴火噼啪声里混着玉米面的焦香。
祁胜利强压下心头翻涌的情绪，像往常那样笑着接过母亲递来的粗陶碗：
“还是娘烙的饼香。”
他挨着父亲坐在门槛上，听老人絮叨着村里新打的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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