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四年的春日廷议，气氛比往年任何一次都要凝重。
宣室殿内，三公九卿、列侯重臣分列左右。北伐的议题已讨论过数轮，今日的重点，看似是东南经营，实则牵动着更深层的权力与理念博弈。
大农令郑当时首先出列，他面容清癯，眉宇间带着挥之不去的愁苦：“陛下，北伐粮草物资，经多方筹措，目前勉强可支应头两年用度。然后续消耗巨大，若战事迁延，恐有断炊之虞。东南经营之议，若能广开财源，长远来看确可补益国库。然……”他话锋一转，“移民实边、疏通海路、兴渔盐之利，无不需要前期投入，且见效缓慢。眼下北伐在即，各处钱粮吃紧，恐难有余力同时大兴东南。”
他的意思很明白：想法是好的，但现在没钱。
少府（掌管皇室财政）的代表也附和道：“陛下，内帑近年因营造宫室、赏赐勋贵，亦不丰盈。支撑北伐已感吃力，实难再拨巨款用于东南长远之事。”
主战派将领如李息等人，虽未直接反对，但神色间也颇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当集中所有力量于北方一战，分散资源去经营那蛮荒之地，简直是本末倒置。
这时，一位平日不甚显眼的宗室老臣，阳城侯刘安（注：此非淮南王刘安，为杜撰宗室）颤巍巍出列。他曾是窦太皇太后提拔的人，与馆陶公主一系素有往来。
“陛下，老臣以为，郑大人、少府所言虽是实情，然治国如烹小鲜，需远近兼顾。”刘安声音苍老，却清晰，“北伐乃雪耻图强之壮举，自当全力以赴。然东南之利，譬如农夫耕田，春种秋收，虽不能解眼前饥渴，却为来年之储备。或可……先定方略，徐徐图之，待北伐稍定，国力稍复，再行推行，如此既不耽误北征，亦可早作绸缪。”
他的提议很折中：先规划，缓实施。
御史大夫韩安国沉吟道：“阳城侯所言，老成谋国。臣闻会稽太守严助前番奏报，东越余善其心难测，边境不宁。经营东南，亦需有武备为后盾，方能保商路通畅，移民安全。此事确需从长计议，不可操切。”
廷议上，支持者、反对者、谨慎者各有说法，一时间难以定论。
高坐御座的刘彻，面色沉静地听着。他明白，这些争论背后，是不同利益集团和治国理念的碰撞。他渴望一举解决所有问题，但现实是资源有限，必须权衡。
“诸卿所言，皆有道理。”刘彻终于开口，声音带着帝王的威压与决断，“北伐乃国之大计，不容有失，所有资源，务必优先保障北线。至于东南……”他顿了顿，“可命严助，在维持边境稳定、不额外增加朝廷负担的前提下，着手勘查沿海可垦之地、可通之航道、可用之物产，绘制详图，拟定长远方略，报于朝廷。同时，鼓励民间商贾与越人互市，官府可适当减税引导。一切以‘稳’字为先，不可扰民，不可生事。”
这就是刘彻的风格：既要长远布局，又不愿（或不能）立刻投入大量资源。他给了严助探索和规划的权限，也给了民间一定的空间，但核心仍是“稳”，不能影响北伐大局。
这个决定，让各方都勉强可以接受。主战派看到资源并未被过多分流；郑当时等人松了一口气，不必立刻为东南掏钱；而像阳城侯这样支持开发东南的人，也看到了陛下并未否定这一方向，留下了未来操作的空间。
廷议散去，圣旨即刻发往会稽。
消息传到椒房殿，阿娇正在翻阅一本关于沿海物产的杂记。
吴媪低声禀报了廷议结果。阿娇放下书卷，嘴角泛起一丝极淡的笑意。这个结果，在她预料之中。以刘彻的性格和当前局势，不可能有更激进的举措。但“勘查”、“拟定方略”、“鼓励互市”，这些词汇已经足够。这意味着，她派去的人，他们的活动和未来的“产出”，有了一个更宽松、甚至可能被官方默许或利用的政策环境。
严助是聪明人，他会在“勘查”的名义下，做很多事。而韩川他们，只要足够小心，或许能借着这股东风，从纯粹的“隐匿者”，逐渐变成“潜在的合作者”甚至“有价值的发现者”。
“告诉南边的人，留意官府动向，若有勘查队伍或鼓励互市的告示，可在不暴露自身的前提下，适当接触，提供一些‘民间’的信息和帮助。但要记住，绝不能主动，更不能暴露与长安的任何联系。”阿娇吩咐道。
“是。”
就在廷议后的第七天，掖庭传来消息：卫子夫发动了。
整个后宫的气氛瞬间绷紧。王夫人称病未出增成殿，但增成殿的宫女宦官却格外活跃。其他妃嫔也各怀心思，或祈祷平安，或暗自诅咒。椒房殿里，阿娇按制安排了有经验的产婆和太医候命，并加派了人手维持掖庭秩序，防止任何意外。
刘彻正在宣室殿与将军们商讨北伐的具体方略，闻讯后，眉头微蹙，只对春陀说了句：“让太医和产婆尽力，有事即刻来报。”便继续投入军国大事的讨论。对他而言，子嗣固然重要，但此刻，横扫匈奴的宏图更占据心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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