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周：四月一日至四月七日
1937年4月的第一缕阳光，透过我办公室那扇老旧的窗户，斜斜地洒落在我的办公桌上，却无法驱散我心头那份沉甸甸的阴霾。我坐在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后，双手十指交叉，抵在下巴上，目光落在摊开的华北地图上。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烟草味和油墨味，这是我办公室里常年的气息，也是我思考时最熟悉的伴侣。我的副官陈海，像一尊雕塑般站在办公桌一角，手中捧着一摞文件，神情严肃而恭敬。他知道，每当我的目光变得如此深邃，便是重大抉择前的宁静。
窗外，南京城春意渐浓，玄武湖畔的柳丝随风轻拂，似乎一切都那么平静，那么美好。可我心里清楚，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北平的局势，犹如一锅沸腾的开水，随时可能溢出，将整个华北，乃至全国，拖入战火的深渊。最近从北平传来的消息，几乎没有一条是让人轻松的。日军在丰台的驻军，就像一根扎在我心头的毒刺，每天都在向外扩散着侵略的脓液。
“陈海，北平那边，宋哲元将军的最新动向如何？”我打破了沉默，声音平静得听不出任何情绪波动，却隐含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我的语速不快，每一个字都清晰而有力，这是我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尤其在面对重大问题时，更要保持绝对的冷静。
陈海闻言，立刻向前一步，手中的文件发出轻微的哗啦声。“报告韩次长，宋将军依旧保持着他一贯的模糊政策。他一方面拒绝了日本方面提出的华北‘自治’方案，但在日军在丰台的持续增兵和频繁演习面前，他的二十九军，尤其是他所倚重的三十七师和三十八师，似乎并未展现出坚决抵抗的意图。他对外声称要保持华北的‘特殊性’，实际上，我方情报人员判断，他仍在期待通过谈判，缓解当前紧张局势，甚至不惜在一些非核心利益上做出让步。”
我微微闭了闭眼，又缓缓睁开。宋哲元，这位西北军出身的猛将，在抗战初期确实表现出了民族气节，但在当前这个微妙的时刻，他骨子里那份军阀习气，那种左右逢源的侥幸心理，却成了我最担心的隐患。他寄希望于谈判，这在日本人面前，无异于与虎谋皮。他以为的小小让步，在日本人眼中，只会是进一步侵略的突破口。这是一种悲哀，也是那个时代无数将领的写照，他们有血性，有爱国情怀，但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下，往往又缺乏清晰的战略远见和破釜沉舟的勇气。
我的思绪快速流转。我必须在不越权、不暴露我未来人身份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影响并引导北方的防务。我深知，日本侵略者的野心绝不止于华北，他们的目标是整个中国。而一旦华北失守，整个国家都会陷入被动。我们决不能重蹈甲午战争的覆辙，不能再在地方割据、中央无法统一指挥的情况下，让侵略者各个击破。这是我穿越而来，所肩负的最沉重的使命。
“他的‘特殊性’，恐怕在日本人看来，只是一块等待吞噬的肥肉。”我冷哼一声，语气中带着不易察觉的嘲讽与忧虑。“告诉北平方面，我参谋本部已经多次重申，华北乃国家之屏障，寸土不让。任何企图分裂华北、使其脱离中央管辖的行为，都是叛国！宋哲元将军必须明确这一点。”
陈海面色一凛，立刻回应：“属下明白，我们会立即通过密电将您的意思传达过去。”他知道，我虽然只是次长，但我的话语，在军中分量极重。我的决策，往往能最终影响到最高层的拍板。这并非我僭越，而是我的远见和准确判断，使得我在军中赢得了超乎寻常的信任。
我又看向地图，丰台、卢沟桥、北平城……这些地名，在我的记忆中是如此清晰，它们是七七事变的导火索，是全面抗战的起点。我必须尽力，让这场战火，以一种对我们最有利的方式爆发，或者说，延缓到我们准备更充分的时候。但我深知，历史的惯性是强大的，我能做的，只是在细节上进行修正，在大局上争取主动。
“日本人最近除了在丰台频繁演习外，还有什么新的动作？”我问道，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发出的声音清脆而富有节奏感，像是我心跳的回响。
“是的，韩次长。”陈海翻开一份文件，念道：“日方‘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于近日向北平当局提出，要求在北平、天津两地增设领事馆警卫部队，并要求我方撤除冀察政务委员会所辖范围内的所有中央军部队。同时，他们还通过各种渠道散布消息，声称我方在华北有‘不法活动’，企图制造借口。”
我听着，眉头紧锁。这些都是历史的重演，但亲身经历，感觉完全不同。他们的每一步，都算计得如此精准，都在试探我们的底线，都在为全面侵略铺路。他们步步紧逼，而我们，似乎除了被动招架，别无他法。这种被动，正是我想改变的。
“警卫部队？不法活动？”我冷笑一声，“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所谓的‘不法活动’，不就是我们中国人抵抗侵略的决心吗？”我的声音提高了几分，办公室内的气氛瞬间凝重起来。“通知我方在北平的谈判代表，严词拒绝日方所有无理要求！一兵一卒，都不能让他们随意增设！中央军部队，驻扎在我国领土之上，何来撤除之理？告诉他们，这是原则问题，没有任何退让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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