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指示宣传部门，通过报纸、广播等方式，向民众揭露日军的侵略本质，宣传抗日救国的意义，但要避免煽动盲目乐观情绪。我们不是要打一场速决战，而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民族自卫反击战。
夜深人静，我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里，疲惫地揉着太阳穴。桌上堆满了各地送来的情报和报告，每一份都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头。窗外，虫鸣声声，更衬托出内心的孤独与煎熬。我清楚地知道，这个六月，每一天都可能成为历史的转折点。我的每一个决策，都将影响无数人的命运。这种沉甸甸的责任感，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六月第二周：外交困局与秘密筹谋
进入六月的第二周，华北的紧张气氛并未缓解，反而日益加剧。日军在丰台的挑衅有增无减，他们的士兵公然在中国军队的防区内横冲直撞，甚至对平民进行骚扰，其嚣张气焰令人发指。而外交上的努力，却如同泥牛入海，毫无回响。
周二清晨，外交部传来一份令人沮丧的电报。我方就丰台问题向日方发出的严正抗议，被日本外务省以“纯属误会”和“正常演习”为由，敷衍了事地驳回。甚至，日方还反咬一口，指责我方军队“阻挠日军正常行动”。
“将军，日本人根本就没有谈判的诚意！”外交部的联络官，一位年轻的文官，名叫林维忠，他气得脸色铁青，双拳紧握，“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国际公理，他们只相信武力！”
我看着这份电报，心中涌起一股无法言喻的悲凉。这种悲凉，不仅仅是因为外交上的失败，更是因为对日本侵略者无耻行径的彻底绝望。我的指尖在纸上摩挲着，感受着那冰冷的油墨，仿佛能触碰到侵略者的嚣张和跋扈。
“林先生，我知道你很难过。”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但语气中依然带着压抑不住的怒火，“但我们要明白，对付豺狼，讲道理是没用的。我们唯有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林维忠听了我的话，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既有愤慨，也有无奈。他明白，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外交往往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不过，林先生，外交上的努力，绝不能放弃。”我话锋一转，语气坚定起来，“即使是明知无效，我们也要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我们要让全世界都看到，是中国在遭受侵略，是中国在争取和平，而日本，是公然的侵略者！”
林维忠点了点头，深吸一口气：“是，将军！我们一定会尽力争取！”
送走林维忠，我立即召集参谋部的核心成员进行秘密会议。这次会议，没有记录员，没有闲杂人等，只有我们几人，围坐在地图前，气氛异常紧张。
“各位，外交上的希望已经彻底破灭。”我开门见山，声音低沉而有力，“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日军的下一步行动，很可能就是卢沟桥！”
李宗汉将军指着地图上的卢沟桥，眉头紧锁：“卢沟桥地处要冲，是北平的门户。一旦日军占据，平津地区将门户洞开，后果不堪设想。29军的将士们，已经做好了誓死抵抗的准备！”他的声音虽然坚定，但我能听出其中隐藏的沉重。
“没错，誓死抵抗！”我加重了语气，“但抵抗，绝不能是盲目的牺牲！我们必须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尽可能地削弱日军的攻势，保存我方有生力量！”
我摊开一份我自己绘制的，更详细的华北地图，上面用铅笔标注着一些秘密的防御工事和预设的伏击点。这些都是我根据历史记忆，结合当前地理实际，以及29军的兵力部署，反复推演的结果。
“李将军，立即命令29军，在卢沟桥和宛平城附近，秘密增设一些隐蔽的火力点，尤其是在桥体下方和城墙内部。”我指着地图上的几个点，语气沉着冷静，“同时，将一部分重武器，例如迫击炮和重机枪，提前部署到这些位置，并做好伪装。一旦日军发起进攻，这些火力点将能起到奇袭和迟滞的作用。”
李宗汉将军听着我的部署，眼中闪过一丝惊诧。这些细节，超出了常规的防御思维，带着一种先发制人的精准。
“另外，命令29军，将部队分散部署，避免过于集中，以减少日军炮火的杀伤。”我继续说道，“同时，在日军可能增援的道路上，提前埋设地雷，并做好道路破坏的准备。”
陈思明则担忧起物资的运输：“将军，这些额外的部署，需要更多的弹药和工程器械。目前华北地区的储备，恐怕难以满足。”
“我早有准备。”我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早已拟定好的紧急调拨清单，“我已经向最高统帅部申请，将一批秘密储备的武器弹药和工程器械，通过秘密渠道，尽快运往华北。这批物资，将由最可靠的部队护送，务必在最短时间内送达前线！”
我知道，这些物资，是历史中29军所缺乏的，也是我试图改变历史轨迹的关键一步。虽然不能改变战争爆发的命运，但我可以尽力提高我们的抵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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