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寒意如刀，不是入骨，是寸寸剐心。南京城外，炮火声日渐稠密，城墙上的青砖仿佛都被震得颤抖起来，脱落的灰尘，像是这座古都的泪屑。我站在参谋本部作战室的巨幅地图前，指尖轻抚着长江下游的线条，心头沉重如铅。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深知这段历史的每一页都浸透了鲜血与绝望，可我必须带着他们，一步步走入这深渊。这并非我韩夏的宿命，却是这个民族的宿命，而我的宿命，便是亲手将他们送进去，再亲手将他们拉出来。
我深吸一口气，喉咙里仿佛堵着一把沙子。作战室里灯火通明，烟雾缭绕，几位处长和科长们围在我身边，面色疲惫，眼底布满血丝。自上海战役溃退以来，我们几乎没有合过眼。那种溃败，就像一场没有止境的雪崩，将所有人的斗志和信心，一点点地掩埋。我能感受到他们内心深处的那种茫然和恐惧，那种面对强大敌人的无力感，像毒蛇一样缠绕着每一个人。
“各部撤退至南京周边既定阵地，工事修筑情况如何？”我声音沙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平静，但内心却像被烈火炙烤。
作战处长赵德铭少将，一个敦厚的老兵，脸上布满了硝烟的痕迹，他拿起一份报告，声音疲惫：“报告韩次长，工事…勉强达到要求。但时间仓促，许多永备工事未能完成，只有些野战工事。而且，兵力分散，装备严重不足，特别是重火力方面，与敌军相差悬殊。”他停顿了一下，语气更低沉了，“士气…士气低落。”
士气低落，这四个字如同一把钝刀，在我心上反复切割。我知道，自淞沪战场撤退以来，国军将士已经疲惫不堪，连续作战，补给不继，又遭受惨重损失，从上海到南京的沿途，溃兵如潮。我曾亲眼看到那些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的士兵，他们眼神空洞，步履蹒跚，手中紧握的步枪，仿佛是他们仅剩的尊严。我甚至亲手将我的水壶递给过一个跌坐在路边的士兵，他接过水壶的颤抖双手，让我胸口一阵阵发紧。他们不是不想打，而是真的打不动了。
“加强政治宣传，各级军官要深入基层，稳定军心！”我厉声说道，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决心，“告诉他们，南京是首都，我们无路可退！每一个人，都是民族的脊梁，都是保卫家园的最后一道防线！”我知道这口号在此时此刻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但我必须喊出来，让它成为我们唯一的精神支柱。
传令兵匆匆进来，递给我一份前线急报。我展开一看，是最高统帅部司令长官部的电文，命令各部严防死守，与南京城共存亡。命令的末尾，特别强调了“不惜一切代价，抵抗到底”。我将电文揉成一团，紧紧攥在手中。我知道，这道命令，将我们彻底钉死在了南京。
第一周：十二月一日至十二月七日。
入冬后的南京，透着一种彻骨的湿冷。清晨的雾气还未完全散去，城外便传来隐约的炮声。十二月一日，这本该是普普通通的一天，但在我的记忆里，它却被无尽的阴霾笼罩。日军各部进展迅速，兵锋直指京沪线，其中尤以第9师团、第16师团、第114师团最为凶猛。我的战略部署是依托南京周边的天然屏障和既有工事，层层阻击，尽可能消耗敌军有生力量，争取时间，等待国际社会的救援。我知道，这希望渺茫，但我们别无选择。
我将防线划分为外围阵地、复廓阵地和城垣阵地。外围阵地，我将主要兵力部署在紫金山、雨花台、栖霞山、汤山一线，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我亲自巡视了这些阵地，与各师长、旅长们讨论防务。
十二月二日，天色阴沉，寒风呼啸。在雨花台，我见到了孙元良将军。他身形魁梧，军装笔挺，即便在这样的境况下，依然显得精神抖擞。他的第72军，在淞沪战场上损失惨重，此刻补充的都是新兵，士气也受影响。他刚从前线工事回来，军帽上沾着泥土，脸上也有些许灰尘。
“韩次长，雨花台是南京南大门，下官定当以身殉国，绝不后退！”孙元良的眼神中充满了坚毅，但眼底深处，我也看到了那份隐藏的疲惫和忧虑。他紧紧握着拳头，指节发白。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那宽厚的肩膀此刻显得有些单薄，声音放缓：“元良兄，我知道你们不容易。但此地关系南京安危，务必死守。我已协调将部分重炮调拨给你们，火力方面，尽可能加强。”我指向地图上的一个点，“日军第6师团和第114师团将主攻雨花台，其炮火和航空兵支援异常强大，你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孙元良眼中闪过一丝复杂，他深吸一口气，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请韩次长放心，除非我们都死光了，否则雨花台绝不会失守！”他的声音嘶哑，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决心。我看着他，心中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沉重得无法呼吸。我知道，他的承诺意味着什么，那不是一句简单的誓言，而是用生命去兑现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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