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长，那我们该怎么办？”作战厅长林蔚，打破了沉默，“我们……我们已经没有多余的机动兵力，可以同时增援这两个方向了。万家岭一战，第九战区的几个主力军，都已是强弩之末，急需休整补充。”
他的话，说出了最残酷的现实。我们，已经快要没有牌可打了。
“所以，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我看着地图，缓缓说道，“在无法同时保住两个点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决定，哪一个点，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更值得我们用生命去保卫。”
我的目光，在田家镇和信阳之间，来回移动。这是一个无比艰难的抉择。田家镇，关系到长江防线的完整；信阳，则关系到北方战线的稳定和战略纵深。
“我认为，是田家镇。”良久之后，我做出了我的判断。“信阳，虽然重要，但它位于平原地区，不利于我们长期固守。即使失守，我们依然可以依托大别山和桐柏山，组织节节抵抗。日军想从信阳，一路畅通无阻地打到武汉，也绝非易事。”
“但是，田家镇不一样。”我的语气，变得斩钉截铁，“田家镇要塞，是我们整个长江防线最坚固的堡垒。它一旦失守，日军的舰队，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接兵临武汉城下。到那时，我们部署在武汉外围的所有部队，都将腹背受敌，陷入被动。所以，我决定，集中我们最后的力量，不惜一切代价，保卫田家-镇！”
“命令！”我转身对通信参谋下令，“立刻给第五战区李宗仁、第九战区陈诚（薛岳因在万家岭前线指挥，由陈诚代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发电。”
“命令第五战区，固守信阳的胡宗南第十七军团，在无法坚守的情况下，可以放弃信阳，逐步向南撤退，与宋希濂的部队汇合，在大别山组织新的防线。他们的任务，不再是守住信阳，而是尽最大可能，拖住日军南下的脚步。”
“命令第九战区，将刚刚从万家岭战场上撤下来的、伤亡最轻的第十八军，立刻通过铁路和水路，火速增援田家镇！同时，命令负责守卫田家镇的李延年第二军、王东原第七十三军，以及桂系的夏威第十一军，告诉他们所有的军长、师长，田家镇，就是他们的坟墓！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敢后退一步者，军法从事！”
我的这个决定，无异于一个巨大的赌博。我等于是在用放弃信阳的代价，来换取保卫田家镇的希望。这个决定，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尤其是来自北方战区的将领们，更是对我“重南轻北”的决策，充满了怨言。
但是，我知道，我必须这样做。在力量有限的情况下，集中优势兵力，在决定性的地点，打一场决定性的战斗，这是唯一的选择。
十月的第一周，就在这种外松内紧、暗流涌动的气氛中度过。武汉的民众，还在为万家岭的胜利而欢呼。而长江北岸的田家镇，这个即将成为绞肉机的地方，已经悄然汇集了中日双方近三十万的兵力。一场规模和惨烈程度，都将远超万家岭的血战，已经箭在弦上。
二、第二周（10月8日-10月14日）：雄关泣血，田家镇陷落
十月八日，日军对田家镇要塞的总攻，正式开始。
这一天，长江中游的水面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令人恐惧的景象。日军第三舰队，上百艘大小舰艇，包括“加贺”号航空母舰，以及数艘重巡洋舰，排成了遮天蔽日的战斗队形，将炮口，对准了田家镇那看似坚不可摧的要塞群。
与此同时，日军的航空兵团，超过三百架飞机，也分批次地，从安庆、合肥等地的机场起飞，如同乌云一般，压向了田家镇的上空。
“轰——！”
上午九时整，战斗打响。日军的舰炮和航空炸弹，像一场钢铁的暴风雨，开始向我军阵地，进行长达数小时的、无休止的倾泻。
我虽然身在武汉的指挥部，但通过前线传回来的、断断续续的电话，我仿佛能亲身感受到那片战场的地动山摇。听筒里，传来的，已经不是人声，而是爆炸声，是钢铁被撕裂的尖啸声，是整个世界都在崩塌的轰鸣声。
“……我们的炮台……被摧毁了……敌人的炮弹……直接命中……弹药库……”
“……工事……全塌了……弟兄们……都被埋在下面了……”
“……飞机……到处都是日本人的飞机……根本抬不起头……”
每一个破碎的音节，都在告诉我一个残酷的事实：我们引以为傲的、经营了数年的田家镇要塞，在日军海陆空一体的、现代化的立体打击面前，显得是如此的脆弱。我们用水泥和钢筋构筑的堡垒，在他们的大口径舰炮炮弹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
炮击，整整持续了一天。到了傍晚，整个田家镇，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一片废墟。
然而，中国军人的意志，并没有被摧毁。
当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日军步兵，如同潮水一般，从登陆艇上冲向岸滩时，迎接他们的，是从断壁残垣之中，发出的、复仇的怒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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