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重庆，像一个被置于巨大蒸笼之上的城市。南昌与随枣会战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那股由战报、伤亡数字和无尽的公文交织而成的焦灼气息，尚未从参谋本部的小楼里退去，山城特有的、能拧出水来的湿热便接踵而至。空气黏稠得如同稀薄的糖浆，附着在每一个人的皮肤上，让呼吸都变成了一种负担。我感觉自己仿佛是一块被泡在温水里的海绵，沉重，肿胀，却又必须时刻保持着清醒和警觉。
战争，并不会因为季节的变换而有片刻的停歇。
六月的第一周，我的工作重心，是复盘。南昌城下那功败垂成的最后一击，随枣前线那以巨大牺牲换来的战略僵持，像两盘没有下完的棋局，日日夜夜在我的脑海中推演。办公室的地上，铺满了手绘的战役经过图，红蓝铅笔的线条犬牙交错，标注着每一个团、每一个营的进攻与后撤路线。墙壁上，则挂着更为宏观的战略态势图，赣北与鄂北两个巨大的战场，像是两块尚未愈合的伤疤，在中国广袤的腹地，显得那样的触目惊心。
“次长，这是第九战区和第五战区呈报上来的战损统计，以及初步的战果核实报告。”作战司长刘斐将厚厚两叠文件放在我的桌上，他的眼圈是黑的，声音里透着挥之不去的疲惫。
我点了点头，没有立刻去翻阅。那些冰冷的数字，其实早已在我的心中。我军伤亡超过十万，其中大部分是经验丰富的老兵。而日军，根据我们多方情报汇总分析，其伤亡应在四万到五万之间。我们用超过二比一的交换比，打了一场战略上的平手。这笔账，无论怎么算，都透着一股血淋淋的悲壮。
“冈村宁次……确实是我们遇到的最难缠的对手。”我缓缓开口，与其说是在对刘斐说，不如说是在对自己说，“他的战场嗅觉，他的果决，还有他那种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达成战术目标的狠辣，都是前所未有的。随枣那一记回马枪，几乎打在了我们最柔软的腰眼上。”
“若非次长当机立断，以汤恩伯集团军这颗重子死死钉住，同时严令薛长官限期猛攻，恐怕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中原门户洞开，南昌之敌内外夹击的崩溃局面了。”刘斐的语气中带着后怕，也带着由衷的敬佩，“您当时顶着那么大的压力，坚持两线同时作战，这份魄力，卑职实在是……”
我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我需要的不是恭维，而是冷静到冷酷的反思。“魄力，有时候只是疯狂的代名词。这一仗，我们赢在了决心，也赢在了冈村宁次对我军意志的低估。但他同样也暴露出了我们最大的问题。”
我站起身，走到地图前，用指挥棒重重地点在了南昌的位置。“我们的攻坚能力，依旧严重不足！面对日军以城市为核心的坚固防御体系，我们的部队，除了用人命去填，几乎没有更好的办法。第四军好不容易在城墙上撕开一个口子，后续部队却跟不上，火力也无法有效压制敌人的反扑。这就是我们与日军在硬实力上的差距！”
我的声音在空旷的办公室里回响，带着一丝寒意。刘斐沉默了。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每一个中国军人心头的痛。我们的士兵英勇无畏，我们的将领足智多谋，但我们的国力，我们的工业基础，却远远落后于敌人。
“还有后勤。”我继续说道，“大雨让道路泥泞，前线部队的弹药和粮食补给，好几次都险些中断。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永远无法支撑起一场长时间、高强度的大规模进攻战役。打得赢，还要维持得住，这才是胜利的关键。”
“次长，这些问题……我们一直在努力。兵工署已经在全力生产，交通部门也在抢修道路桥梁。但……毕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刘斐的脸上露出一丝无奈。
“我明白。”我转过身，看着他，“我不是在苛责谁。我只是想让所有人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脚下的路，还有多长，多难。接下来的战争，将不再是某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意志、资源、国力的全面比拼。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
那一周，我几乎不眠不休，亲手撰写了长达数万字的《关于赣北、鄂北会战之战略检讨与改进意见》。在这份报告里，我没有丝毫的文过饰非，而是将我军暴露出的指挥协同、攻坚火力、后勤保障等问题，一一剖析，并提出了具体的整改方案。比如，我建议效仿德国军队的“突击群”战术，在重点进攻方向，集中使用炮兵、工兵和精锐步兵，组成专门的攻坚部队；我要求后勤部门必须建立更加灵活的前线补给站，并大量征用民夫，确保在任何天气条件下，补给线都能通畅。
这份报告，我没有呈送给任何一位上司，而是直接以参谋本部的名义，下发给了各战区、各集团军司令部。我知道这不合规矩，甚至会引来非议。但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我需要用最直接的方式，将我的思考，将战争的真实面貌，传递给每一个在前线领兵打仗的将领。因为，下一次，当他们面对同样的困境时，或许就能因为我的这些建议，多一分胜算，少牺牲一些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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