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十一月，总是笼罩在一片挥之不去的湿冷雾气之中。浓雾如同巨大的灰色帐幔，将这座战时首都包裹得严严实实，也仿佛将战争的硝烟与尘嚣暂时隔绝开来。然而，在我位于参谋本部地下的作战室里，这种表面的平静却荡然无存。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烟草味、地图上油墨的特殊气味以及人体和机器彻夜运转产生的疲惫气息。巨大的全国军用地图铺满了整面墙壁，上面密密麻麻地标注着红蓝两色的箭头和符号，每一个符号背后，都牵动着成千上万士兵的命运。
距离第一次长沙会战大捷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冈村宁次那气势汹汹的十万大军，最终在第九战区薛岳将军构筑的铜墙铁壁面前撞得头破血流，狼狈退回了出发地。这场胜利的意义远不止于军事层面，它如同一剂强心针，注入了已经苦苦支撑了两年多的国家血脉之中，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从前线到后方，从士兵到平民，人们的脸上久违地浮现出发自内心的喜悦和自豪。庆祝的集会和游行在各大城市举行，报纸用最大号的标题赞颂着前线将士的英勇。
然而，作为这一切背后真正的策划者和指挥者，我却没有丝毫的轻松。我的喜悦在战役结束的那一刻便已尘封，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深沉的忧虑。我太了解我的对手了。日本人，尤其是日本陆军，是一头记仇且凶残的野兽。越是惨痛的失败，越会激起他们疯狂的反扑。长沙的耻辱，他们绝对会用一场规模更大、手段更残忍的军事行动来洗刷。问题只在于，他们会在何时、何地，亮出他们的獠牙。
“次长，这是第九战区关于长沙会战的详细战损报告和战果总结，薛长官亲自签发的。”我的得力助手，作战处处长林森上校，将一份厚厚的文件轻轻放在我的桌上。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arange的疲惫，但眼神依旧锐利如鹰。
我点了点头，却没有立刻翻阅。这些数字我心中早已有了大概的估算。我军伤亡超过四万人，而日军的伤亡，根据我们最乐观的估计，也在三万人以上。这是一场惨胜，是用血肉换来的胜利。真正的胜利果实，不在于歼敌多少，而在于我们成功地守住了战略要地，并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军队，有能力在正面战场上粉碎日军的战略进攻。
“林森，把这一个月以来，全国各战区的情报汇总，特别是关于日军兵力调动的，再给我拿过来。重点关注华中、华南以及沿海地区。”我将手中的铅笔放下，揉了揉有些发胀的太阳穴。长时间的思考和睡眠不足，让我的大脑如同生锈的齿轮般运转滞涩。
“是。”林森转身离去，不一会儿，便抱来了更高的一摞文件。
我将自己埋进了浩如烟海的情报和电文之中。这是我每天的工作，也是我作为这场战争指挥官最重要的工作。信息，在战争中就是生命线。我要从这些纷繁复杂、真假混杂的蛛丝马迹中，洞悉敌人的战略意图，预判他们下一步的行动。这就像是在一盘没有固定规则的棋局中，与一个看不见的对手对弈，每一步都必须慎之又慎。
十一月的第一周，就在这种看似平静的紧张气氛中度过。整个战局似乎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僵持期。华北的日军在进行大规模的“治安肃正”，也就是扫荡；华中的冈村宁次在舔舐伤口，补充兵员和物资，暂时无力发动新的大规模攻势；长江航道上，零星的炮战和空袭时有发生，但都未形成大的战事。一切都显得过于平静了。
我深知，这平静的湖面下，正酝酿着致命的暗流。我的目光，越来越多地投向了南方，那漫长而曲折的海岸线。
长沙会战，冈村宁次动用了五个师团以上的兵力，意图从正面突破，直捣华中腹地，迫使我们投降。这个计划失败了。那么，作为日军大本营，他们会如何调整战略？如果正面强攻行不通，他们会不会选择迂回？从哪里迂回？
我的手指在地图上缓缓移动，划过浙江、福建、广东，最终停留在了广西的海岸线上。这里有几个关键的地名：北海、钦州、防城。这是一条极其敏感的线路。从这里登陆，向北突进，目标只有一个——南宁。
南宁，广西省的省会，一座看似远离主战场的城市。但它的战略地位，在此时却无比重要。它是我们西南国际交通线的咽喉。自沿海港口尽数被日军封锁或占领后，大量的国际援助物资，特别是武器弹药、药品和汽油，都是通过法属印度支那（今天的越南）的河内港上岸，再经由滇越铁路和桂越公路运入国内。而桂越公路的终点，正是南宁。从南宁开始，这些宝贵的物资才能被分发到全国各个战区，维持着我们战争机器的运转。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南宁就是我们对外输血的大动脉。一旦南宁被切断，后果不堪设 想。
我的心头掠过一丝寒意。历史上，日军正是在1939年11月发起了桂南会战，目标直指我刚才所想的一切。我知道历史的走向，但这并不能让我有丝毫的懈怠。在这个时空里，我是唯一的变数。我的任何一个微小的决策失误，都可能导致历史滑向更加黑暗的深渊。我不能赌，也赌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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