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山城，雾气总算被连绵的春雨洗去了几分，露出些许清朗的底色。嘉陵江的水涨了，浑黄的江流拍打着岸边的石阶，涛声终日不绝。官邸窗外的黄桷树，在雨水的滋润下，疯长出一树浓得化不开的绿荫，将那些挥之不去的潮湿与阴郁，一并挡在了窗外。可这春意，对我而言，却比凛冬的朔风还要刺骨。
我的目光，已经连续超过七十二个小时没有离开过墙上那幅巨大的第五战区态势图了。图上，红蓝双方的番号和箭头犬牙交错，密密麻麻，像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巨大伤口，横亘在中国的腹心之地。而就在三天前，三月三十日，一道新的、更深的伤口，被一把来自内部的刀子，狠狠地捅在了民族的脊梁上。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消息传来，举国哗然，陪都重庆的空气里，除了挥之不去的湿热，更弥漫着一种愤怒、屈辱和迷茫交织的复杂气息。
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参谋次长林蔚推门而入，他的军装风纪扣扣得一丝不苟，但眼中的血丝和疲惫却无法掩饰。“韩次长，”他将一份文件轻轻放在我桌上，声音压得很低，“这是我们汇总的各战区高级将领对南京伪府的联名通电稿，请您过目。”
我没有立刻去看那份电文。我知道上面会写些什么，无非是“国贼”、“汉奸”、“誓与血战到底”之类的字眼。这些都是必要的姿态，是凝聚人心、稳定士气的必要手段。但我更清楚，文字的力量，在战场上那钢铁与烈焰的咆哮面前，是何等苍白。打赢一仗，哪怕只是一场局部战役的胜利，都远比一万封慷慨激昂的通电更能振奋人心。
“南京那边，有什么新动静？”我揉了揉酸涩的眼眶，目光依旧胶着在地图上。我的手指，正停留在一个叫“枣阳”的地方。它像一颗钉子，楔在桐柏山脉与大洪山脉之间的“随枣走廊”上，是连接南北的战略要冲。
林蔚的脸色沉重了几分：“和我们预料的一样，日军大本营第一时间宣布承认伪府，并由阿部信行作为特使前往南京‘祝贺’。同时，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都发表了声明，声称将与‘新政府’合作，‘共建东亚新秩序’。这是舆论战，更是心理战。他们想告诉所有中国人，抵抗是徒劳的，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
“出路？通往地狱的路罢了。”我冷笑一声，从桌上拿起一支红色的铅笔，在枣阳的周围，重重地画了一个圈。“舆论的交锋，我们不能输。但真正的战场，在这里。”我指着那个红圈，“告诉戴笠，让他把所有能用的钉子都给我扎进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的司令部里去。我要知道，园部和一郎那个老鬼子，每天晚上睡觉说的是什么梦话。”
园部和一郎，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一个在中国战场上浸淫多年的“中国通”，也是我们第五战区最凶恶、最难缠的对手。自去年冬季攻势以来，第五战区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果，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更重要的是，我们彻底激怒了园部。根据各种情报综合分析，他正在酝酿一次规模空前的报复性进攻，其志绝不仅仅是“报复”那么简单。
“戴笠的报告半小时前刚到，”林蔚将另一份文件递过来，上面用火漆密封着，“他的人确认，日军第3、第13、第39、第40师团正在频繁调动，并有大量的补充兵员和物资经由平汉线南下，在信阳、武汉一线集结。此外，他们的航空兵团也在向武汉周边的机场增派作战飞机。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我拆开火漆，迅速浏览着报告。上面的信息比林蔚口述的更加详尽，甚至包括了日军某个联队新补充的骡马数量。戴笠的军统，在某些方面，确实有着近乎变态的细致。我的目光在报告上的一行字上停住了：“……第3师团一部已秘密进驻钟祥，其搜索部队与我第33集团军前哨发生数次小规模冲突……”
钟祥！我的心猛地一沉。我走到地图前，用尺子量了一下钟祥到宜昌的直线距离。宜昌，长江上游的咽喉，一旦失守，日军的舰队和陆军便可沿江水直逼重庆。整个长江防线将形同虚设，陪都将直接暴露在敌人的炮口之下。
“他们想打宜昌！”我几乎是脱口而出。这个判断像一道闪电，瞬间照亮了所有的迷雾。之前所有的情报碎片，在这一刻，都拼凑成了一幅完整的、狰狞的图画。
林蔚也吃了一惊，他快步走到地图前，顺着我的思路看下去：“您的意思是……他们以枣阳为幌子，佯攻襄樊，真正的战略目标，是溯江而上，夺取宜昌？”
“不是佯攻，”我摇摇头，语气凝重，“是双管齐下。园部和一郎的胃口很大，他想一口吞掉我们整个第五战区的主力。你看，”我用铅笔在地图上划出两条粗大的红色箭头，“北线，以第3、第13师团为主力，突破我们在随县、枣阳一线的防御，目标是占领襄樊，切断第五战区与第一、第三战区的联系。南线，以第39、第40师团配合其他部队，从钟祥、荆门出击，渡过襄河，直扑宜昌。一旦让他们得手，我们在江汉平原的所有部队，都将陷入被南北夹击、背水作战的绝境。到时候，是被我们包围的日军，还是被日军包围的我们，就不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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