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重庆，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熔炉。太阳像一团充满恶意的火焰，悬在灰蒙蒙的天空上，炙烤着山城的每一寸土地。街道上的青石板被晒得滚烫，仿佛能将人的鞋底融化。空气中没有一丝风，只有嘉陵江水面蒸腾起来的、带着腥味的水汽，与无处不在的闷热混杂在一起，凝固成一种黏稠的、令人窒息的胶质，包裹着城里的每一个人。然而，比这天气更令人窒息的，是笼罩在战时陪都上空的，那股日渐浓重的绝望气息。
我的办公室，早已搬进了黄山官邸后山深处新挖的防空洞里。这里没有窗户，看不到江景，只有冰冷潮湿的石壁，和二十四小时不熄的电灯。灯光惨白，照在墙上那幅巨大的军事地图上，反射出一种冷酷的光。枣宜会战的硝烟早已散尽，地图上的红色箭头退回了原来的位置，但宜昌那个位置上，却被插上了一面刺眼的日军膏药旗。它像一把永远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提醒着我，敌人已经将进攻的跳板，推进到了距离我们心脏不过数百 kilomètres 的地方。
自从荩臣兄走后，我便很少说话了。胜利的喧嚣散去，留下的是无边无际的空虚和疲惫。我将自己埋在堆积如山的文件和战报里，用高强度的工作来麻痹那根隐隐作痛的神经。我知道，我没有时间去悲伤。在这个国家最危难的时刻，作为事实上的最高军事指挥官，任何一丝情感上的软弱，都可能带来万劫不复的后果。
七月的第一周，就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压抑中，拉开了序幕。第一个沉重的打击，来自西南方向。法国的溃败投降，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雪崩，其可怕的连锁反应，终于传导到了远东。六月底，日本向溃不成军的法国维希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关闭滇越铁路。那个刚刚成立的、毫无尊严可言的傀儡政权，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就全盘答应了日本人的所有要求。
七月一日，消息正式确认。林蔚将一份电报轻轻放在我的桌上，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压抑的愤怒。“次长，这是外交部刚刚转来的消息。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乔治·卡特鲁已经下令，自今日起，禁止任何援华物资通过滇越铁路。日本人派出的，由西原一策少将率领的‘监视团’，已经在河内登陆了。”
我拿起电报，那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烫得我眼睛生疼。虽然对此早有预判，但当这只靴子真正落地时，我还是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滇越铁路！这条每月能为我们运进超过一万三千吨物资的生命线，就这么被轻易地切断了。我眼前仿佛闪过一列列火车，满载着苏联援助的伊-16战斗机零件、美国的霍克-III驱逐机、成箱的7.92毫米毛瑟步枪弹、救命的奎宁和磺胺类药物，以及维持后方兵工厂运转所必需的精密车床和优质钢材。这条钢铁动脉，曾为我们输送了多少宝贵的血液。而现在，它死了。死于法国人的懦弱和日本人的贪婪。
“知道了。”我将电报放在一边，语气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但我紧握的拳头，指甲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掌心。
指挥中心的参谋们，也都听到了这个消息。气氛凝重得可怕。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默默地看着我。他们眼神里的震惊、愤怒和迷茫，像一根根针，扎在我的心上。他们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军事精英，他们可以制定出最精密的作战计划，可以在沙盘上推演无数次血战，但面对这种来自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赤裸裸的背叛和绞杀，他们和我一样，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
“慌什么！”我猛地一拍桌子，霍然站起。茶杯被震得跳了一下，茶水溅了出来。“铁路断了，天就塌下来了吗？抗战打了三年，我们什么时候是靠别人施舍打到今天的？日本人以为掐断一条铁路，就能让我们屈服？做梦！”我的声音在防空洞里回响，带着一丝金属的冷硬。参谋们被我的怒吼震慑住了，纷纷挺直了腰板。
“立刻给龙云发电！”我转向作战处长郭寄峤，下达命令，“命令他，动员云南省政府的一切力量，将所有已经运抵越南海防港，但没来及运进国内的物资，想尽一切办法，化整为零，通过中越边境所有的小路、隘口，用人背马驮，也得给我运回来！我不管他用什么办法，哪怕是和越南当地的走私贩子合作！一颗子弹，一滴汽油，都不能留给法国人和日本人！告诉他，钱不是问题，需要多少，中央财政立刻拨付！”
“是！”郭寄峤领命而去。
“另外，”我顿了顿，目光扫过墙上的地图，最终落在了那条从缅甸蜿蜒进入云南的红色细线上，“通知所有相关部门，立刻成立‘滇缅公路运输督导委员会’，我亲自兼任主任！从今天起，滇缅公路的运输量，必须在现有基础上，再提高百分之三十！所有能调动的车辆，所有能找到的司机，全部给我调上去！这条路，现在是我们唯一的大动脉了。它决不能出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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