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斐领会了我的意KIU，他站起身，向我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总长放心，我立刻去办。这份纲要，三天之内，一定送到您的办公桌上。”
送走刘斐，我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这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劳累，更是精神上的巨大消耗。作为一名穿越者，我拥有这个时代无人能及的“先知”，我知道战争的走向，知道日本终将战败。但这种“先知”并没有给我带来丝毫的轻松，反而让我背上了更沉重的枷锁。因为我知道，在走向胜利的道路上，还需要付出多少牺牲，这片土地还要流多少血。每一个决策，都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生死，这种压力，让我夜不能寐。
我给自己泡了一杯浓茶，苦涩的茶水顺着喉咙滑下，让纷乱的思绪稍微安定了一些。
十月的第一周，就在这样紧张而压抑的气氛中度过。我几乎是以办公室为家，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除了处理华北的紧急军情，还要兼顾全国各个战区的日常战报。宜昌前线、长沙外围、南宁两翼，战火无时无刻不在燃烧。我的办公桌上，电话铃声和电报机的滴答声此起彼伏，仿佛是前线炮火声的延续。
到了第二周，一个期待已久的消息，终于像一道曙光，刺破了重庆的浓雾。
那天下午，我正在和航空委员会的周至柔讨论关于“驼峰航线”的初步设想，侍从室主任钱卓伦将军步履匆匆地走了进来。他面带喜色，将一份标记着“绝密”字样的电报递给我。
“夏公，伦敦急电。英国方面已经正式照会我方，决定于本月十七日，重开滇缅公路。”
我的心脏猛地一跳，一股热流瞬间涌遍全身。我接过电报，手指甚至有些微微的颤抖。电报的内容很简单，但每一个字都重如千钧。滇缅公路，这条中国最后的陆上国际交通大动脉，在被英国人屈从于日本压力而关闭了三个月之后，终于要重新开启了！
这三个月，对中国而言，是何等的煎熬。外援物资被死死卡在缅甸的仰光，国内的工厂因缺少原料而停工，前线的将士因缺少弹药而徒然牺牲。我曾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英国施压，言辞激烈地指出，封闭滇缅公路不仅是背信弃义，更是战略上的短视，只会助长日本的侵略气焰。而现在，随着欧洲战局的变化，特别是德意日三国轴心条约的签订，让英国人终于意识到，绥靖政策换不来和平，中国战场是拖住日本陆军主力不可或缺的力量。
“太好了！”周至柔一拍大腿，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们的飞机终于有足够的航油了！那些P-40战斗机，再也不用趴在昆明的机场上晒太阳了！”
我同样激动，但我必须比任何人都更快地冷静下来。重开公路只是第一步，如何利用好这条生命线，才是关键。我立刻对钱卓伦下令：“立即通知交通部和后勤总部的俞飞鹏部长，请他们半小时后到我办公室开会。另外，接通昆明行营的电话，我要和龙云主席通话。”
半小时后，交通部次长龚学遂和后勤部长俞飞鹏都准时到达。两人都是行色匆匆，但脸上都带着压抑不住的喜悦。
“夏公，这个消息可是真的？”俞飞鹏是个大嗓门，一进门就嚷嚷起来。他主管全国的后勤，这三个月，他头上的白头发又多了不少，可以说是度日如年。
“千真万确。”我将电报给他们传阅，然后直接切入主题：“两位，高兴的时间不多，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比山还多。路开了，物资能不能第一时间运进来？积压在仰光的几十万吨军火、汽油、药品、机器，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抢运回国？国内的运输力量是否足够？道路的养护和防空问题怎么解决？”
我一连串的问题，让刚刚还兴高采烈的两人立刻冷静下来，陷入了沉思。
滇缅公路，全长一千一百多公里，穿越高黎贡山、怒江、澜沧江等天险，路况之差，举世闻名。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是司机们的普遍写照。再加上日军飞机的时常袭扰，这条路，是用鲜血和生命铺就的。
龚学遂是负责公路建设和运输的专家，他首先开口：“总长，情况不容乐观。目前我们在滇缅路上能动用的车辆，大概只有两千多辆。而且车况普遍不佳，缺轮胎，缺零件，更缺有经验的司机。要想把积压的物资全部运回来，恐怕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
俞飞peng也补充道：“后勤方面，我们在沿途设立了兵站，但油料储备严重不足。车子上了路，跑不了多远就得趴窝。而且，日军的飞机肯定会来轰炸，特别是惠通桥那样的关键节点，一旦被炸断，整条公路就瘫痪了。”
他们说的都是实情。我走到地图前，目光落在云南西部的崇山峻岭之中。那条红色的细线，就是我们国家的生命线。
“问题必须解决，没有退路。”我的语气斩钉截铁，“我给你们两个部门全权授权。第一，司机问题。立即从全国征召有经验的司机和修理工，特别是西南、华南地区的。待遇从优，按军功论赏。另外，立即组织大规模培训，只要会开车的，都要用上。我们可以组织妇女运输队，我相信，我们中国的女性，不比任何男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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