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即叫来戴笠。
“雨农兄，你在云南的军统站，是干什么吃的？”我的语气，毫不客气，“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威逼也好，利诱也罢。三天之内，我要孙将军在电报里提到的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谁敢再阳奉阴违，给我盯死了他！搜集他的黑材料！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采取行动。出了事，我担着！”
戴笠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最喜欢我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行事风格。
“总长放心。对付那些地头蛇，我们军统，有的是办法。”他立正敬礼，转身离去。我知道，一场看不见的腥风血雨，即将在春城昆明上演。
六月的第二周，风起于萍末。
经过一周的强势整顿，重庆和昆明的各种杂音，暂时被压了下去。我的铁腕手段，让那些习惯了敷衍塞责的官僚们，第一次领教到了什么叫“令行禁止”。“利刃计划”的筹备工作，终于走上了正轨。
然而，更大的挑战，却来自统帅部的内部。我那份关于设立“战区督导巡视组”的报告，在最高军事会议上，引发了空前激烈的争论。几乎所有的战区司令长官，都通过他们留在重庆的代表，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
“这是对我们前方将士的不信任！”
“参谋本部的手，伸得太长了！这是要干涉战区指挥！”
“所谓‘督导’，不过是‘监军’的翻版！古来监军制度，弊大于利，此举必将导致前后方不和，指挥混乱！”
反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就连一些之前保持中立的将领，也在这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开始动摇。
我明白，我触动了他们最核心的利益——不受约束的、绝对的军事指挥权。在这个年代，兵权，就是一切。谁也不愿意，在自己的头上，再多一个“太上皇”。
就在我感到压力倍增的时候，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伯陵，却出人意料地，给我发来了一封私人密电。
电报的内容，很值得玩味。他首先对我在中条山之战前后的果决处置，表示了“高度钦佩”，然后，话锋一转，提到了第九战区在三次长沙会战中，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暴露出了不少部队之间协同不力、军令传达不畅的问题。他含蓄地表示，如果参谋本部能够派出一支“精干高效的联络协调小组”，来协助他“统一号令，理顺指挥”，他“个人表示欢迎”。
我看着这封电报，笑了。
薛伯陵，不愧是一只老狐狸。他这封电报，一箭三雕。第一，他主动向我示好，在我处于风口浪尖的时候，送上了一份难得的支持，卖了我一个大人情。第二，他没有全盘接受我的“督导巡视组”，而是偷换概念，将其变成了由他主导的“联络协调小组”，既给了我面子，又把权力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的手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打了胜仗，腰杆硬，底气足，不怕任何人来“督导”。他这是在用一种自信的姿态，向所有人，也向我，展现他的与众不同，从而进一步巩固他在军中的地位。
“有意思。”我将电报递给刘斐，“我们的这位‘长沙之虎’，给我们送来了一把梯子。虽然这把梯子，有些硌手，但总比没有强。”
刘斐看完电报，也露出了会心的微笑：“总长，我明白了。既然他想要一个‘联络协调小组’，那我们就给他一个。但是，这个小组的组长，必须由我们来派。而且，这个小组的职权，必须在军委会的正式文件中，予以明确。哪怕一开始，只是联络和建议，但只要把这个口子撕开了，以后，就有的是机会。”
“英雄所见略同。”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就这么办。你亲自去起草文件，人选方面，也要慎重。这个人，必须业务精湛，懂得变通，但骨头要硬，不能被薛伯陵那只老狐狸给吞了。”
“是！”
这件事的突破，让我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了一些。我知道，改革的道路，不可能一蹴而就。有时候，妥协和变通，是为了将来能够更好地前进。
就在这时，戴笠又给我带来了一份新的情报，让我的心，再次悬了起来。
“总长，我们部署在东北的‘子规’和‘北极星’两个情报组，同时发回了紧急情报。”戴笠的神情，前所未有的严肃，“从五月底开始，日本关东军的调动，变得异常频繁。大批的部队，正在向中苏边境地区集结。同时，我们安插在东京的内线也传来消息，日本大本营，最近连续召开了数次最高级别的御前会议，会议的内容，绝对保密。但我们的人，偶然听到了几个词——‘北进’、‘南进’、‘国运’。”
“北进”与“南进”之争。
我的心，猛地一跳。我知道，历史的巨轮，已经开始加速转动。那个决定未来世界走向的十字路口，已经出现在了日本人的面前。
“继续给我盯死了！”我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尤其是关东军的动向，以及日本海军在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的兵力部署。我要知道他们每一艘军舰、每一架飞机的位置。不惜一切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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