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话，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刘斐看着我，最终，他猛地一咬牙，立正敬礼：“是！职下遵命！”
那一周，整个统帅部，都在一种外松内紧的诡异气氛中度过。表面上，一切照旧。但实际上，一道道绝密的指令，已经从我的办公室发出，飞向了西南边陲。无数的军列，在深夜，悄无声息地驶出驻地，载着成千上万的士兵和装备，向着那片红土高原，疾驰而去。
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已经开始。
七月的第二周，丛林虎啸。
酷热的滇西丛林，此刻正考验着“利刃计划”的第一批官兵。孙立人发来的第二份月报，详细得像一本战地日记。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这位维吉尼亚军校高材生，那近乎偏执的严谨和铁血。
“……本月，新一师共发生非战斗减员一百二十七人。其中，七十二人死于痢疾、疟疾等热带疾病，三十一人在野外生存训练中失踪或死亡，二十四人因无法承受训练强度，被淘汰出队……”
看着这些冰冷的数字，我的心，也忍不住抽动了一下。我知道，这支全美械的王牌之师，在它真正走上战场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血的洗礼。
“……美援装备的磨合，是当前最大的难题。M3A1坦克，在丛林地带的通过性，远不如预期。75毫米山炮，比我们现役的博福斯山炮，更加笨重，机动性差。士兵们普遍反映，美式军靴，不如我们传统的草鞋，更适合在泥泞的沼泽地里行军……”
报告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都是我在后方的办公室里，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这也让我更加坚信，将孙立人这样一位懂得西学、又熟悉中国国情的将才，放在这支部队的指挥官位置上，是何等正确的决定。
报告的最后，孙立人提出了一系列极具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比如，他请求我，向美方顾问团施压，要求他们提供坦克的改装配件，加宽履带，以增强其在丛林中的通过性。他还大胆地，将炮兵营的编制打散，以排为单位，配属给步兵营，用以增强基层部队的独立作战火力。至于军靴的问题，他的解决方法，更是简单粗暴——所有士兵，在进行丛林越野训练时，一律换穿草鞋。
“告诉孙将军，”我立刻口述回电，让钱卓伦记录，“他的所有请求，我全部批准。需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我只要他记住一点，我不要一支只会在阅兵场上走路的仪仗队，我要的是一支能在这片该死的丛林里，把日本人的屎都打出来的虎狼之师！”
在处理新一师事务的同时，“研修班”的军官选拔，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我亲自设计的“红蓝对抗”战术推演，正在一间巨大的沙盘室里，日夜不停地进行。
我将一百八十二名军官，分成了红蓝两方，以中条山战役为背景，让他们重新进行一次兵棋推演。红方，扮演日军指挥官，拥有兵力和装备上的绝对优势。而蓝方，则扮演被分割包围的中国军队。
推演的结果，惨不忍睹。
在最初的几天里，扮演蓝方的指挥官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重蹈了历史上中条山惨败的覆辙。他们固守阵地，消极防御，最终被“红方”用穿插、分割的战术，逐一击破。沙盘上，代表蓝方的旗帜，一面面倒下。
每一次推演结束，我都会亲自进行复盘。我毫不留情地，指出了他们在指挥上的每一个错误。
“是谁让你把预备队，放在这么靠前的位置的？等着被敌人一锅端吗？”
“你的两个团之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防御间隙？你是想请日本人，来你的阵地里喝茶吗？”
“通讯中断了，就不知道主动派人去联络友军吗？各自为战，最后的结果，就是被敌人各个击破！”
我的批评，严厉得近乎刻薄。许多在原部队里，都是说一不二的实权军官，被我骂得狗血淋头，面红耳赤。但我不在乎。如果几句骂声，能够让他们在未来的战场上，少犯一次致命的错误，多救几条士兵的性命，那么我的这些“刻薄”，就是值得的。
渐渐地，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那些真正有头脑、有悟性的军官，开始在这场残酷的“头脑风暴”中，脱颖而出。
七月十五日，在第五次推演中，一名来自川军部队的上校，杜聿明，作为蓝方总指挥，第一次，打出了一个让我眼前一亮的战局。
在意识到自己被分割包rayed之后，他没有像之前的指挥官那样，试图全线突围，而是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放弃所有外围阵地，将所有残余部队，收缩成一个拳头，集中兵力，不计伤亡，只攻击日军包围圈上，最薄弱的一个点。
他的战术，被我称之为“断指求生”。
沙盘上，蓝方的旗帜，虽然仍在不断倒下，但他们却像一把烧红的尖刀，硬生生地，在红方的包围圈上，撕开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最终，虽然付出了近七成的伤亡，但他成功地，将最后的核心部队，带出了包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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