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显然被这个宏大而又精妙的战略构想给镇住了。他追问道：“可是，将军。这个战法听起来天衣无缝，但执行起来，一定充满了无数的变数。比如，如何保证‘炉底’不被烧穿？如何保证侧翼迂回的部队，不被敌人发现？如何精准地把握发动总攻的时机？”
“你问到了关键。”我赞许地看了他一眼，“你说的这些，正是战争艺术的真正魅力所在。它考验的，不仅仅是指挥官的智慧，更是整个军队的素质。我们能成功，第一，是因为我们有一支能死守‘炉底’的英雄部队——李玉堂将军的第10军。他们在长沙城下，顶住了数倍于己的日军最猛烈的进攻，为我们争取了最宝贵的时间。第二，我们有薛岳长官这样经验丰富、决心坚定的战区司令。他精确地调动了数十万大军，在数百里的战线上，完成了这个人类战争史上都堪称宏伟的机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加重了语气，“我们有千千万万，抱定必死之心，与国家共存亡的士兵。他们用生命，填补了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距。”
说到这里，我转过身，看着斯科特，一字一句地说道：“斯科特先生，请你告诉美国人民，告诉全世界。中国的抗战，不是在以卵卽石。我们有自己的战略，有自己的打法。我们或许会暂时失去一些土地，但我们广袤的国土，就是我们最大的战略纵深。日本人，正深陷在中国这个巨大的泥潭里，无法自拔。他们在这里投入的兵力越多，流的血越多，他们的战争机器就会被消耗得越快。而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的独立和自由，也是在为整个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赢得宝贵的时间。”
斯科特被我的话深深打动了。他没有再说话，只是飞快地在他的笔记本上记录着。我知道，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一半。
采访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我向他详细介绍了战役的每一个阶段，甚至拿出了一些缴获的日军作战文件和照片给他看。我希望通过他，向外界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仍在战斗，并且，有能力取得胜利。
送走斯科特后，我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与他交谈，比指挥一场战役更耗费心神。
“次长，您说的话，一定会震惊整个美国的。”徐振国走上前来，眼神里充满了崇敬。
我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振国，言语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真正能让美国人下定决心帮助我们的，不是我的话，而是日本人的炸弹。”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了地图的右下角，那一片蔚蓝色的太平洋。我知道，那里的风暴，正在酝酿。
十月五日，第九战区长官部呈上了详细的伤亡报告和战功叙奖名单。看着那一个个冰冷的数字，我刚刚因胜利而稍感轻松的心，又一次沉了下去。此役，我军伤亡三万六千余人，其中阵亡将士，超过一万。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一个破碎的家庭。
我拿起红色的毛笔，在王耀武的74军、李玉堂的第10军的名字下面，重重地画了一个圈，然后在报告上批示：“阵亡将士，从优抚恤。有功之将士，破格提拔。所需之补充，优先拨付。”
写下“优先拨付”四个字的时候，我的心在滴血。我知道，以我们目前的国力，所谓的“优先”，也只是杯水车薪。
就在此时，桌上的电话响了。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打来的。
“辞修兄，”我接起电话。
“韩老弟，祝贺你们啊！第九战区这一仗，打得漂亮！给我们整个抗战前线，都提了一口气！”陈诚爽朗的笑声从电话里传来。
“辞修兄过奖了。若不是你们在宜昌方向积极策应，牵制了日军重兵，伯陵兄那边，也不会打得这么顺利。”我客气地回答。
“自家兄弟，不说这些。”陈诚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有些沉重，“韩老弟，我给你打电话，是想问问。我听说，你在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时，提出了一个‘天炉战法’？”
我的心一动，知道他打电话的真正目的了。
“是的，只是对此次会战的一个战术总结。”
“这个战法，我仔细琢磨了一下，确实高明。不过……”他拖长了声音，“这个战法，对部队的要求太高了。尤其是侧翼迂回和最后的向心攻击，需要极强的机动力和协同能力。我们第六战区当面，多是山地，日军的防御工事也极为坚固。若是想在我的防区，也复制一个‘天炉’，恐怕……”
我立刻明白了。长沙大捷，极大地刺激了各个战区的将领。陈诚治军严谨，素有雄心，他自然也想在自己的战区，打一个同样辉煌的胜仗。但他同样清楚，自己的部队，与第九战区的精锐，在战斗力上还有差距。
“辞修兄，”我沉声说道，“战法，要因地制宜，因敌而异。湘北是平原丘陵，利于大兵团机动。而你的防区，是鄂西山地，崇山峻岭。我认为，你的战法，不应求‘围’，而应求‘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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